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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思想何以可能?

时间:2013-05-04 17:42:35  来源:  作者:

自由思想何以可能?

 

作者:李文倩 发表与加拿大蒙特利尔《此时此刻》2013年5期, 12-13页

 

 

 

在近年的图书市场上,访谈类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不过,只从思想内容方面看,访谈类图书有其特点。从一个相当表面的角度看,一般的著作,大致属于独白性的,而访谈类则为对话。在一个流行“对话”的年代,有较多的访谈类图书出版,再自然不过。

传统意义上的“著作”,是作者在研究的基础上写就的,多用书面语言。而访谈则不然,主要是口语。这一形式上的不同,从根本上改变了传播-接受方式,其所带来的不同效果,值得仔细揣摩。不过,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访谈类图书中所读到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不太自然。对话者所讨论的问题,有许多预制的成分;在访谈完成之后,又有许多编辑、修改,因此很难说得上是原汁原味。但即使是这样,读者仍然爱读。

访谈得有个主题、设计,具体对话才能得以展开。前段时间读《自由的思想》,注意到访谈者的总体思路,以“自由的问题意识”为关切。河西访谈的对象,均为海外学人;而整本书的设计,是想通过海外学人的眼光,为海内读者提供一种“镜鉴”。这当然不错。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想到有关知识人的一些问题,正好可与书中对话相参照,在这里稍作发挥。

访谈者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着意强调海内外之不同,实质上想提醒读者的,是自由思想与环境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自由思想的主体看作知识人的话,这里所谈的问题,即知识人与世界的关系。当然,这里的“知识人”一词,是在相当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的,并无严格界定。不过,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其大致分为两类:学院型和媒体型。

“海内”的学院知识人,首先要面对的,是极为强势的学术体制。在这一学术体制的“压榨”下,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学术和思想,而是如何谋生。对青年学者而言,这种压力尤其巨大。这段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张晖之死,引发媒体关注。有不少人文学者认为,目前的学术体制,如果只是做研究、教书,其所得收入,相当微薄。家庭出生一般的人,如果想在大城市过上一种中等水平的生活,要么承担大量的项目或课题,要么就得有行政职务,将大量的时间花在操办一般性的事务上。最近几年,有学术追求,且在人文学界有广泛影响的高华教授、邓正来教授,前后以不足六十的年龄辞世,让不少学人叹息。或许他们的去世,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目前的学术体制造成的。高华教授多年来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坚持独立研究,势必损害他的健康。邓正来教授在进入学术体制之后,长时间透支体力,终而英年早逝。

从普遍的情况看,这种生存意义上的巨大压力,则最终必然导致知识创造力的不足,其中的道理,正如原新墨西哥大学终身教授Terran Lane在《我为什么离开学术界》一文中所分析的:“经济压力也已经转变成了知识压力。当人们觉得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保守和喜欢规避风险——我们会选择做有把握的事,而不是冒险的事。但问题是创造力总是伴随着冒险。创造的目的是发现新的东西——超越最高水平和发明或发现这个世界还没有的东西。既想探索未知的世界,又想有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知识探求上的“保守主义”,体现在学科设置上,就是各守自家“园地”。许倬云对此评论说:“……国内的高校制度最坏的一块就是科系的分野太清楚,楚河汉界不能跨越,于是很多有趣的事情就不能办到。真正新鲜的研究都在两个科系中间的无人地带。两边都没人出来自然就成了无人地带。什么是知识?知识就是以有知打进未知。人们老是围着有知打转,你们怎么了解未知呢?”究其实,这种知识上的画地为牢,正是强势权力恶性运作的结果。知识人没条件在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里自由研究,而只能在权力划定的课题范围内“伺机而动”;其所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自由学术的萎缩和垃圾学术的“繁荣”。没有自由的学术探索,则所谓的学术“领域”,不过就是自家利益的“自留地”,岂能容他人“插足”!

从这个意义上讲,多数学院知识人,不过就是一民工。当然,其中有部分“混”得比较好,成功“晋升”为“包工头”。但他们的可悲之处在于,无视自己的真实处境,而奋力迎合现实。孙中伟说:“知识分子的无权感和漂泊感,则主要来自于政治体制的疏离。当下的政治体制几乎容不下独立思考和践行理念的空间,迫使知识分子卷入学术与课题的自娱自乐,对公共事务和底层民众漠不关心。尽管他们拥有话语权,却是扭曲的、局部的、被权力或金钱收买的话语权。为了生存,他们试图努力迎合现存体制,但会发现,自身也是一个‘农民工’,在强大国家机器面前,弱小的个体无处遁形,更举步维艰。许多知识分子缺乏‘社会学想象力’,无视农民工身份的象征意义,拒绝与农民工站在一起,以他者的眼光自以为是地高傲地打量着这个悲惨的世界,这真是相当的可悲。”

而在与社会-政治的互动方面,媒体型知识人是主角。总体而言,这方面的情况,也不能令人满意。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在一个言论不开放,但又矛盾、冲突不断的国家或地区,社会舆论极易民粹化。当此之时,一些本不具备相关素养,但又敏感于时势风潮的人,就会以投机的心态介入其中,从中牟取名声和利益。赵鼎新对此有清楚的分析:“一旦大众有着把闹事者和发表对国家强烈不满观点的人士看作是‘英雄’的倾向,随着‘英雄’形象而产生的种种利益就会刺激有些人带着寻租的心态去装扮‘英雄’。社会道德就在围绕着反体制而产生的种种‘高尚’话语下不断下降。”当“反对者”的“崇高”话语成为牟利的手段时,其所作所为,不过就是伪善。而伪善的胜利,恰是对善的最大伤害。且种种激进的思潮,对未来的中国而言,是灾是祸,尚难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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