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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综合的理性”?

时间:2013-03-09 15:48:37  来源:  作者:

在美国媒体近日推出的“失败国家”指标中,“人才流失”被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单独列出。

  2010年6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正在集中出走。当巩俐们身后的隐性移民群体愈发庞大,我们便忍不住关心这些人的离开,并追问,他们为何离开?

  尽管眼下看来,所谓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还只是“少数派报告”。但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成为另一片国土上创造价值的中坚时,却传递给了我们不能忽视的信号——这也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应有的警醒。

  别了,祖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北京日照当头,多伦多已是深夜。

  鲁万萌安顿儿子睡下,并为自己在当地汽车公司谋得的新差事做好工作计划后,采访得以进行。

  鲁万萌笑言,自己的移民史几乎就是一部血泪史。6年前,家境优裕的她为了追随丈夫,从二线城市一家相当不错的国企跳进北京某外企,来到北京后却发现,这里并非理想的安居地,而移民国外几乎是身边所有同事的首选,这显然刺激了鲁万萌。在和丈夫达成一致后,他们先是尝试技术移民,却因丈夫的环节一再出现问题而宣告放弃,后在移民公司的劝说和运作下,耗尽大半积蓄,成为所有投资移民中“最穷的一批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极有可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婚姻”。尽管在说辞上,丈夫将于半年后来到多伦多。

  “你后悔吗?”

  “曾经有过,但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了。”回答前,鲁万萌略有停顿,一旦开口,却无丝毫迟疑。

  此刻的多伦多,比北京凉爽,鲁万萌说她坐在自己的新家里,心里有说不出的平静,或者还有隐隐的失落。“在这里,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普通人,不再有曾经国内的光鲜。”

  “钱可以再挣,内心的宁静和幸福感却是无价的。”令鲁万萌一家苦苦挣扎6年的,正是这种对于所谓内心安全感的追逐。

  中国精英蜂拥美加澳

  也许,鲁万萌只是这一波移民大潮中最为平常的一个。

  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便能够说明问题: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同时,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0年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还将大幅增长,而中国申请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将可能提高至70%左右。

  而对于另一热门国度加拿大而言,尽管2009年曾有媒体称中国移民加拿大出现低潮,但该国移民局提供的关于投资移民的数据,却给出另外一个结论:去年,加拿大吸收全球投资移民目标数为2055名,中国占了1000人,而仅魁北克移民局审理的投资移民,中国申请人就占据了七成。

  澳大利亚同样“高烧不退”,根据今年1月澳洲统计局(ABS)公布的最新数字,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从2009年8月至10月间的连续三个月,一直问鼎澳洲抵境“报到”移民人数榜首,超过传统的英国和新西兰,甚至后来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国大陆移民澳洲的人数约为7800名。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海外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很显然,这组数据背后所传递的,是极为严峻的中国移民现状,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认为,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也许确实出现并存在,但绝不是仅仅因为移民数量的上升,关键还是人们所说的新移民所呈现出的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亦即新移民群体的“精英性”。

  “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带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这次就有综合的理性了。”在胡伟略看来,“综合的理性”,才是此次关于移民潮话题备受关注的焦点所在。

  不留下一片云彩

  如何解释“综合的理性”?

  鲁万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国前,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正迈入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对她而言,出国并非冲动,而是为之苦苦奋战6年的人生目标,出国也并非为名利或者赚钱,而是为了生活的质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会。

  很显然,这属于典型的中国社会新兴精英阶层的逻辑。

  有趣的是,在中国,精英是一个暧昧的词,当它与人才关联,意味着责任,当它与财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既得利益者,当它与权贵结合,旋即变成了公众埋怨社会不公的贬义词,而当精英与移民组成一个复合词,预示的却是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容小觑的大问题。

  去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虽然官方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根据行业内的一些统计显示,单是中国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办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职业一栏填的是商人。在这个保守的数字背后,还有大量的人跃跃欲试。他们,曾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创业者,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换一个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绝承认和享受相关,在他们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争议的还不在此。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许,甚至焦点不在于“精英”或其“综合的理性”,而是,他们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乃至变革中再出发的信心。

  人财两失?

  新世纪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但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无力承受房价之压和矛盾夹缝中的窒息。此时的他国,似乎成为逃离的最好方向。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将目光在世界的版图上逡巡——这俨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严谨姿态和逻辑,却也是一个无比理性的选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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