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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何时能做到反思和自省?

时间:2012-03-31 19:11:28  来源:  作者:

说道自省,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参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听到这句话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象曾参那样的人尚且经常自省,何况普通人?另一种反应是只有象曾参那样的人,才能做到经常自省。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自我感觉良好,根本没觉得有必要自省;或者过得浑浑噩噩,根本想不起自省这回事。

不自省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不停地抱怨他人的行为和环境的不利因素,反复强调客观原因才是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当然,他人和环境的不利对我们的事业发展乃至正常生活都会有阻碍;但是片面强调这些客观因素,特别是把不利的情况全都归因于他人的错误和敌视,不但不会让情况变好,反而会更加糟糕。

这方面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9.11后的美国和西方社会的表现。不用说,9.11事件不仅使那些罹难者的家属有着极其惨痛的体验,对于被全世界很多人认为生活在幸福里的美国人而言,也是一段梦魇般的经历。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不少人面对世贸双塔轰然倒塌的场景欢呼。这些人当中有被以色列统治和蹂躏下的巴勒斯坦人,有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冲突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甚至还有一些不满美国霸权的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9.11事件之后,美国和西方社会也发出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我们”的疑问。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和自省机会,可遗憾的是,理智的自省声音虽有一点,但很快便杳无声息。在巨大的悲痛和自负情绪的主导下,主流的声音是“因为他们仇恨我们的自由”。

据报道,在9.11之后,美国最权威的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历时六年在35个穆斯林国家(涵盖90%以上的穆斯林)进行过民意调查。民调结果显示,75%的受访者将美国与“残忍”一词相联系。在回答“最不喜欢西方的是什么?”时,最多的回答是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贬低。希望西方做的事情,最多的回答是停止干涉穆斯林国家的内政、不再向这些国家强加美国的信仰和政策,其次是要求对巴勒斯坦采取公正的立场。不知道西方国家和主流社会是否听到了这个声音,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听进去了,甚至反思自己的所做所为了?如果他们不在反思的基础上做些什么,或者基于“因为他们仇恨我们的自由”的观念去做些什么,我们恐怕只能看到永无宁日的世界,和西方国家不断升高的反恐级别。

如果说上面这个例子离我们实际生活还比较遥远,容易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话,那么我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恐怕会引起很大的争议,这就是最近的哈尔滨刺杀医生事件。

首先声明,我无意偏袒任何一方,更无意煽动仇恨。其次,无论美国民众还是中国医生,显然都不应该受到无端的伤害。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拒绝反思都会带来悲剧性的后果。

哈医大刺杀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忧虑地看到,中国医务界特别是医学生普遍拒绝反思。他们除了义愤填膺地指责凶手的行为(这当然是应该的)和表达对自身安全的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外,最常听到的几个说法有:(1)对于医生职业的绝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中国做医生的绝望,以及今后好人不学医以及不愿让孩子学医等观点;(2)指责媒体报道的偏袒。认为媒体对于报道医生不良行为时铺天盖地,对于报道医生死伤和医闹的事件却很少报道甚至只字不提;(3)对于周围人的失望。认为社会对于这一事件表现冷漠,即使是自己的同学朋友,不在医务界工作的,大多不同情作为受害者一方的医生,也不大声谴责凶手。

当然,反思的声音不是没有,但较少来自于医务界。在对医疗过程中医生所具有的问题有些许反思之外,更常见的说法是医生为体制背了黑锅,因而是最主要的受害者――不仅受到患者对医生个人的肉体伤害,还要承担社会对医疗现状的不满情绪带来的精神伤害。

其实对于这一事件,媒体做了不少报道,总体也比较客观,社会上也有不少对于医疗体制问题的思考;与此同时,确实看到医疗界较少得到社会的同情。

我个人的观点留在杨远帆博主“写在哈医大血案的边上”的博文评论里,开头几句话是“我觉得这件事最(让我)难过的是,让那些优秀的青年为坏人的恶行所积累的怨恨而死去。社会的冷漠不应该,但也说明一些问题。”

面对中国医疗界的表现,我常想起在美国看病的经历。那本来是一次普通的门诊,但和此后国内看病的经历比起来,每每让我感慨。

十年前,我曾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香槟分校做访问学者。香槟是一个大学城,人口不多,我没有具体数据,但学生可能比当地居民还多。有段时间我感到胸闷,想去检查一下。但听说美国看病很贵,所以根据周围同事的建议,在预约门诊之前办了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去看病的时候,医院的人确实不多(大城市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候诊大厅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坐在椅子上等候。我去reception desk说明我的情况。护士得知我的名字并查阅了预约记录后,要我也在候诊大厅里等。大约十几分钟后,我被告知去哪间房间。屋里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医生和一个明显年轻只有三十岁上下的女医生。男医生让我坐下后,首先声明说女医生是见习的,希望我同意她在场,如果我不同意他可以让女医生离开。我没有意见,所以就开始看病了。在以后整个约半个钟头的过程中,男医生始终态度和蔼,女医生只是在男医生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用听诊器检查了我的胸腔,并且和男医生有少许专业方面的交流。在我主诉胸闷症状,以及告知我服用了从中国带去的抗感冒药(VC银翘片,但我不知用英文怎么准确表达)后,男医生问我服用的中药里是否含有麻黄?我当时觉得有点意思,这么一个小城市的医生也有中药知识。在一系列询问和听诊、叩诊后,男医生告诉我暂时不需要进一步检查和服用药物。我可以在停服中药后观察1-2周,如果症状仍然存在再来就诊。然后我们很客气地相互告别。由于我有医疗保险,也没有做仪器检查和拿药,在医院无需缴费。事后保险公司发来邮件,告诉我这次医疗收取的费用(当然不用我自己出)。相比之下,在国内就是这么简单的情况,也需要排队挂号缴费。

从我这次在美国的门诊体验,以及从当年流行的电视剧“ER”(即Emergency Room的缩写)中了解到的美国医院情况,我能体会到中国和美国医疗服务的巨大差距。

可能有的医生会说,医术的评价怎么能由病人做出?他们懂什么?这话不错,病人在专业技术上确实没有发言权(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医疗理念的更新,这一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患者更多地参与到治疗方案的选择中),但他们可以感知,医生是否在认真地为他们看病,真心实意地替患者着想。是不是个“好医生”,其实更多地涉及对医德非单纯对医术的评价,这既不取决于各级政府的奖励,也不取决于医疗界自己的册封,而应该来自于患者的真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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