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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科技政策的科学化程度?

时间:2012-03-22 23:49:46  来源:  作者:

198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万里的讲话《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现代决策的永恒主题。万里指出:“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谈不到真正发展科学。没有科学,也无从建立真正的民主。同样,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不可分。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没有民主化,不能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就谈不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尊重实践经验,也就没有科学化。反过来说,所谓决策民主化,必须有科学的含义,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否则只是形式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

  按照科学化与主观化、民主化与独断化,可以将决策模式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既科学化又民主化的决策,这是“最佳”决策模式;既主观化又独断化的决策,这是最糟糕的决策模式;当科学化和民主化发生矛盾时,可能出现科学化但独断化的决策,也可能出现民主化但主观化的决策,这两种情况都是次优决策模式。

  具体到科技领域,如何制定科技政策以及制定怎样的科技政策,才能保证科技投入取得最大的效益和效果?

  这个问题,即使在美国这样的科技高度发达并号称民主社会的国家,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既科学化又民主化的科技决策。美国政府每年都投入庞大的经费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2010年达1400亿美元。这些钱是如何分配的呢?美国前总统科学顾问马堡格(John Marburger)等人指出,在美国科技政策的辩论中,关于科技投资的决策,往往是某些利益共同体为着特定的学科或特定的目标而进行的“忽悠”,压倒了经过深思熟虑和严格循证的分析,而不是相反。可以说,在美国的科技决策中存在着“科学化”不足而“民主化”有余的问题。

  如何提高科技政策的科学化程度?2005年,马堡格提出要创建科技政策学(science of science policy),研究如何在严格循证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决策。

  该倡议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的支持,于2007年开始实施“科学与创新政策学”(Scien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Policy)专项 ,资助“科技政策学”研究。截至2010年,该项目共资助114项研究,总经费3250万美元,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科技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近30年来有所改进,但仍然存在诸多严重问题,使得科技投入的效益和效果大打折扣。

  在科技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改进方面,例如我国在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时,进行了20个专题的战略研究,有2000多名科技专家以及经济界、企业界和社会科学界的人士参与,从而保证了规划纲要的科学性。该规划纲要的制定,首次引入了公众参与机制,开通了专门的网站,收集广大公众的意见,提高了科技决策的民主化程度。政府后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政策制定过程中,也设置了征求公众意见环节。

  但同时应该看到,科研经费分配的问题依然尤为突出。我国科研经费近年来以20%的速度大幅度增加,在国际上可以说是“一枝独秀”。2010年全社会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7062.6亿元,是2006年的2.4倍,年平均增长23.8%。从R&D总经费的资金来源看,政府投入1696.3亿元,占24.0%。2010年国家财政科技支出为4114.4亿元。然而,我国在科研经费分配上存在着不良的机制。有科学家指出:一些科研项目的立项,不是基于项目本身的优劣,而是依赖于“关系”。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往往是由少数官员和高层强势专家以“国家重大需求”的名义而内定的。这些不良的科研体制和文化使得数量不小的来自纳税人的科研经费“打了水漂”,“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当前,我国正在酝酿和进行新一轮的科技体制改革,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而且需要探索中国特色的科技政策学,以指导科技体制的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科技政策学,不仅要研究科技决策的科学化问题,而且要研究科技决策的民主化问题,以及科技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协同发展相辅相成的问题。(作者系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2-02-27

(http://news.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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