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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增建:通识教育不是什么

时间:2012-03-19 20:11:25  来源:  作者:

通识教育是近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的潮流。但是,究竟什么是通识教育,应该如何开展通识教育,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通识教育,才能真正实现通识教育的初衷?

  要解决这一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首先理清通识教育的定义,弄清楚通识教育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再去推行。但实际上,教育界的实践已经告诉我们,这条路很难走得通。因为通识教育跟课程体系密切相关,而大学课程繁复广博,要从中为通识教育划出一条清晰的边界,是难乎其难的事情。既然如此,不如另辟蹊径,让我们来思考一下,通识教育不是什么,从另一个方面,加深对通识教育的理解。

  通识教育不是博雅教育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教育界常提到的一种教育方式。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就是博雅教育,其实这种理解不能成立。要说清楚这一点,需要从它们的历史谈起。

  博雅教育历史悠久,古罗马时期即已存在,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的用语是studia liberalia(即liberal studies)。就教育对象而言,博雅教育指的是“适合于自由人而非奴隶的教育”;就教育目的而言,它蕴含着“培养通达智能、而非专门技术”的意义;就学习方式而言,它强调记忆背诵,以使学生不假思索地同化于传统文明;就学习科目而言,它包括文法、修辞、诗歌、音乐、哲学、数学等。这些科目统称为“自由技艺”(liberal arts)。虽然这些科目事实上包含数学与若干自然科学,但是人们研究这些学科的角度是从哲学出发,而不是分析其科学内涵,因此罗马人又称“自由技艺”为“人文学”(humanities)。也就是说,“自由教育”与“人文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后来,博雅教育的内涵逐渐有了变化,由“适合于自由人”转变为“使人自由”,教育的目的变成“使学生成为具有自由心灵的人”。当代人推崇博雅教育,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这种转变的认可。

  进入中世纪后,出现了大学。中世纪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传授教会拟定的对上帝及世界的既定看法。人们认为那就是真理。既然真理已经找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它传授给下一代。教师们讲授的是神学、法律及医学。为了为神学服务,需要学习一些具体的课程,例如文法、修辞、逻辑和数学、几何、天文、音乐等学问,即所谓之“七艺”,讲授方法以研读书籍和记忆为主。对于这样的教育,一般人仍称其为博雅教育。

  到了十八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学开始追求真理,教师们讲授古籍精要的同时,也开始教授学子追求真理的方法。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培养神学人才,而是培养通达而有修养与见识的文化人。当时的教育家自认为继承了传统的博雅教育的理念,认为大学本来就应该是培养上流社会精英的地方。而这确实是博雅教育的要义所在。

  时代在发展,大学教育的内容也随之在变化。十九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急剧扩张,新的系科和研究所不断涌现,大学对专业技能训练和实用知识学习给予了更多的重视。特别是在美国,一些学校开始给学生更多的选课自由,实用学科成为学生青睐的对象。这种局面,给学生的发展带来极大好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问题。学生只熟悉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对其他领域知之甚少,在沟通上存在困难。同时,由于缺少博雅教育的熏陶,学生在自我探索、批判反省和创新突破的能力方面,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欠缺。

  针对这种局面,耶鲁大学经过研究,发表了著名的《1828耶鲁报告》,系统阐述了耶鲁大学博雅教育理念。报告强调古典科目教育的重要性,希望以此实现对学生的人格教化与思想塑造,把学生培养成具有优美情感与高尚精神的人。1829年,美国学者帕卡德发表论文,高度评价耶鲁报告,并在文中正式提出了“通识教育”概念,认为报告提出的教育模式是一种“通识教育”,其实质是要求学生掌握共同的和必备的知识。一些人把通识教育与博雅教育划等号,很大程度上源于帕卡德的这种说法。

  帕卡德虽然指出了“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但他过于重视古典学术,排斥现代语文,轻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与今天所说的通识教育相去甚远。耶鲁报告只是为通识教育提供了一个源头。

  通识教育的另一个源头在1917-1919年的哥伦比亚大学。这段时间,美国正在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介入发生在欧洲的战事,美国民众颇有抵触。对此,美国政府痛感有必要在大学中开设某种课程,以使学生明白美国文明源自欧洲,美国不能脱离欧洲而独善其身。在联邦政府的引导下,美国多所大学开设了关于“战争目的”的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哥伦比亚大学没有终止这种课程,而是进一步将其发展成了系统的西方文明课程,并规定全校一年级学生必修。这一模式为其余大学所效仿,成为美国大学“西方文明史”课程的由来。人们认为美国通识教育始于哥伦比亚大学,原因即在于此。显然,这时大学的教育理念,已与传统的博雅教育有了明显区别,开始关注培养对象的社会责任感了。

  在通识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主导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报告值得一提。该报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完成的,发表于1945年。科南特是二战及战后美国制定原子弹政策的重要人物,他深切体会到由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出现了像原子弹这样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可以深刻地影响世界,改变世界进程。在他看来,原子弹并不可怕,如果原子弹不能掌握在可靠的人的手中,这才是最可怕的。他看到由于科技的进步,社会进程大大加快,社会阶层高度分化,人们意志不能统一,缺乏共同的价值观。他为此深感忧虑,决心从教育中寻找出路。在他的倡导下,哈佛的教授们致力于思考美国教育将来培养出来的人,如何能够在维持西方文明方面发挥作用。他们讨论的结果是,要在大学推动通识教育,培养能够继承西方文明,对美国社会承担起责任的青年一代。哈佛大学报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显然,在这种理念下开展的通识教育,已经不再是十九世纪学者心目中的博雅教育了。美国大学的教育,实现了由博雅到通识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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