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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多经验而少理论?

时间:2011-11-10 17:30:38  来源:  作者:

一、引子:勾股定理与毕达哥拉斯定理

中国拥有5000年的文化传统,中国经过的千年比美国经过的百年还多,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不计其数的自然遗产、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这是令国人骄傲的一面,但是令国人反思的一面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科学理论很少。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有多少定理是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呢?从古至今,自南至北,中国人技术不差,经验不少,但为什么理论不多?
学过初中几何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著名的“勾股定理”。该定理大意是,如果直角三角形的一条直角边“勾”等于3,另一条直角边“股”等于4,那么它的斜边“弦”就必定是5。即,3^2+4^2=5^2。传说大禹治水时,就曾运用过这一数学原理,那大概是久远的公元前2050年。勾股定理最迟出现于中国第一部数学著作《周髀算经》,该书的开头通过周公和商高的对话表达了该定理,因此该定理又叫商高定理,此时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

在另一处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发现,直角三角形的三边应该符合a^2+b^2=c^2的数学原理,此即毕达哥拉斯定理。此时,是公元前大约550年。据说毕氏发现该定理时,欣喜若狂,宰百牛庆贺,因此该定理又戏称“百牛定理”。又过了大概550年,中国人在《九章算术》中也完成了对勾股定理的一般化证明。

从勾股定理到毕达哥拉斯定理,从3^2+4^2=5^2到a^2+b^2=c^2,这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从经验到理论的过程,是一个质的变迁。尽管人们对于历史的细节尚存疑问,但是这一对比典型地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人拥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经验直觉,但是似乎不善于将经验上升到科学理论。我相信,支撑这一观点的案例一定是汗牛充栋。比如,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但是古代中国人并没有提供这几大发明背后的科学理论。换言之,中国曾经拥有很多世界一流的技术,但是拥有很少世界一流的科学理论。技术与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只能通过“手把手”的方式直接传播,而后者可以通过语言文字进行更为广泛的间接传播并向其他领域扩展。因此,在科学普及之前,中国由于人口优势而遥遥领先于当时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在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之后,欧洲借助科学的力量旋转了世界文明的天平。

探讨一个类似“李约瑟之谜”的宏大问题显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只是想通过勾股定理这一个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多经验而少理论?我相信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基于不同的知识背景一定会有不同的解说。本文则试图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提供拙见。

二、疑问:为什么中国人缺少经济学理论?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为信息经济学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斯迪格里茨等三人。当时一个没有学过经济学的朋友问我,何谓“信息不对称”?我随口说,就是“买的不如卖的精”。朋友又问,如此简单的道理应该是妇孺皆知的,为什么还能得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奖项?我回答说,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引入导致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朋友接着问,为什么如此“简单的”理论没有被中国人发现?中国人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吗?我当时沉默良久,对他的前一个问题没有答案;对第二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五十年内大概看不到”。

是的,一种每天都发生的现象,一种妇孺皆知的事实,经过斯迪格里茨等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的天才之手,化平凡为神奇,变成了一种崭新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催生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信息经济学”,并且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视角。岂止是信息经济学,其实很多重要的经济学理论都是来自于对常识的提炼,或者是对“常识”的挑战。而这些常识,中国人一点都不比外国人陌生,甚至更多地发生在中国人身边。遗憾的是,从这些常识中发展出理论的人,却常常不是中国人。信手拈来两个例子罢。

我们对于北洋军阀的历史耳熟能详,但我们似乎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历史来翻阅。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偶尔翻看一本关于冯玉祥的书,书中说冯玉祥剿灭“白狼”之后,得到西北当地居民的拥护。同样是“寇”,只不过冯玉祥是“坐寇”,对当地居民进行有规律的掠夺;而“白狼”是“流寇”,抢了就跑,可能过几天再来抢一次。为什么百姓宁愿要“坐寇”也不要“流寇”呢?因为“坐寇”至少给人提供稳定的预期,毕竟,“再坏的规则好过没有规则”。某种程度上,政府不就是合法化的“坐寇”吗?国家不就是从掠夺合法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吗?于是,一个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诞生了,提出这个重要理论的经济学家叫做奥尔森。

我们对于国有企业的现实同样耳熟能详,对于国有企业不受约束地使用纳税人的收入耳闻目睹,很多生于1960年代的经济学家对此甚至有切肤之痛。但是,将这类现象提炼为一种经济学理论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科尔奈提出了“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的概念,从而为分析国有企业的问题提供了一把经济学钥匙。在经济学中,一个新概念的提出,往往意味着一个理论的诞生。因为只有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现实时,才需要提出新的概念。新的概念提出之后,想在现有理论上进步的经济学家都会使用这个新概念,于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就会将这个概念发展成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

可以把一个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看成这样一种过程:看现象——讲故事——建模型——做检验——提建议。煌煌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因此,中国不缺现象,中国人也不乏各种具体的经验。但是,将具有同一性质的具体现象抽象地归纳为一个浓缩的故事或者寓言,对于许多中国经济学者而言可能是一个不大不小而又容易忽略的障碍。至于将浓缩的故事通过公理化的体系演绎为一种普适的命题或理论,则对多数人而言更是难于上青天。在理论模型建立之后,对模型进行检验,进而提出经济含义或政策建议,也不构成中国经济学者通往经济学大厦的路障。中国不缺看现象的人,甚至不缺讲故事的人,更不缺做检验和提建议的人,但最缺打通从讲故事到建模型这一关键环节的人。从1978年对外开放到今天,三十年即将过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对经济学纯理论做出原创性贡献的华人经济学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当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经济学界时,我们似乎再一次占据了人口的优势,遗憾的是这次我们还是落后了。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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