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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时间:2011-10-04 09:50:16  来源:  作者:

● 郑永年
  近来中国的媒体在讨论一个在世人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即“摔倒老人,要不要扶?”对数千年之前的孟子而言,“幼童要掉到井里,要不要拉一把?”这是一个不用提的问题,或者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很多行为和动作,出自人类的恻隐之心或者本能,根本不用作任何理性的思考。因此,幼童落井要拉一把,老人摔倒要扶一把,都是不需要人类费理性来思考的问题,恻隐之心和本能的驱动足矣!科学家更发现,类似的恻隐之心和本能,甚至存在于动物群体之中。很多动物群体对环境都已经发展出群体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本能,互助互救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本能。

  为什么中国社会要讨论这样一个本来根本不用讨论,或者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因极其简单,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社会变得如此复杂,而必须诉诸于人类理性了。这些年来,很多案件的发生,例如南京的“彭宇案”和天津的“许云鹤案”,不管其背后的故事如何,都似乎和人类的本能反应相对立。媒体上充斥着很多匪夷所思的标题,例如“十九岁大学生扶起倒地老人,法院判赔7万多元”、“老人摔破头围观群众无人扶,家属表示理解”、“孩子路见倒地老人上前帮助,被家长嘲讽训斥”、“解放军士兵扶昏倒老人被迫赔三千,部队找证人讨回公道”,等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国老人倒地就没有人扶了。我们可以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扶倒地老人的。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只能表明这个社会的道德出了大问题。“恻隐之心”是人类道德最本能的方面,连这个都被怀疑,都被摧毁了,这个社会还没有问题吗?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社会怎么了?

  这倒是一个需要人们理性思考的问题。中国文明长达数千年不中断。中国历来视自己为一个道德的国度,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么看待中国的。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演变成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社会呢?如同一个社会道德的形成,有其不同的并且是复杂的原因,社会道德的衰落也如此。就中国文明来说,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对商业文明负面影响缺免疫力

  首先,在商业文明面前,中国传统道德的衰落具有其必然性。中国数千年里一直是农业文明,从来就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洗礼。儒家道德可以说是农业文明的精神结晶,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就是“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秩序,从商者被排在最后,最不重要。其它方面的制度设计,也是为这个等级秩序服务的。在历史上,尽管不同朝代对商业具有不同的态度,一些朝代敌视和排斥商业,而另一些则比较能够容纳和重视商业,但商人在儒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变化过。商业社会对道德的负面影响甚至冲击是必然的,但中国统治者使用的是排斥商业的做法。这种政策在遏制商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传统文明没有能力容纳和接受商业文明。商业文明一旦来临,传统文明对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任何免疫力。

  这里,如果和西方作一比较会看得比较清楚。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秩序,可以说是商业文明的产物。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商业阶层崛起在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废墟上。随着商业文明的崛起,封建价值观很快衰落。商业文明要求对事物具有一种世俗的态度,于是宗教改革成为必要。宗教改革符合商业社会的需要,使得宗教能够容纳商业精神。但同时改革之后的宗教,也为商业社会塑造了一种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西方宗教改革和转型,因此和商业文明的兴起分不开。

  基督教转型得最为成功。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论述这种情况的。改革后的宗教,在接受商业行为的同时,也约束着信仰者的商业行为。尽管商业行为、盈利和挣钱都被合理化,但挣钱本身仅仅只是工具,而非目的。商业行为和挣钱的最终目的,还是救渎人本身的灵魂。另外一大宗教伊斯兰教的转型,并不像基督教那样顺利。在很大程度上,伊斯兰直到现在不仅没有有效转型以容纳商业社会,反而有更为传统化的趋向,和商业社会和世俗行为表现为深刻的矛盾。

新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
 

 

 

  中国传统道德现在受迅速崛起的商业文明的影响,传统道德体系的解体之迅速令人吃惊。这里不得不提到当代商业文明之前的几乎长达世纪之久的政治冲击。从清末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产生于欧洲的近代国家所打败。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把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诸于传统道德或者文化。因此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之前,儒家传统道德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冲击。

  近代以来,长期的革命和战争也使得道德的确立成为不可能,因为革命和战争就是要推翻旧秩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人们才觉得确立新道德的需要。不过,当时中国的做法,是以意识形态替代了道德,依靠宗教化了的世俗意识形态,对干部官员和普通老百姓的行为构成制约。革命和持续的政治运动摧毁了传统道德,而宗教化的意识形态一旦消失,社会便无道德可言。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状况。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无能确立一个新的道德体系?在西方的道德重建过程中,除了宗教改革的作用,政治也扮演了很大的作用。并且随着世俗化的深入,政治在道德重建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政治的作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第一是法治建设,第二是自律社会的形成。

  今天,人们可以从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或者《法的精神》)中体会到,当时西方社会把法治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何种地步。世俗化意味着人们日渐脱离宗教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变得重要起来。从前是宗教扬善抑恶,现在法律取代了宗教的位置。而法律是通过政治过程形成的,用来调节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并不仅仅是那些写在纸上的条规,而是一种如孟德斯鸠所说的深入人心的“精神”。

  如果法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那么自下而上的自律社会的形成,对道德的形成和成长同样重要。实际上,道德无非是社会成员中间自觉形成的行为规范,也同样通过社会的压力机制而发生作用。要形成社会自律,社会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一个不受政治干预的空间。西方社会一直强调社会力量,从早期的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即“市民社会”)到现代的非政府组织,都是社会力量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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