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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为何比农村人优越?

时间:2011-07-08 15:12:39  来源:  作者:

大邑县距离四川省省会成都市有几个小时的车程,那里有一座农家宅院,里面的庭院错落有致,经常能看到中国游客来此参观。20世纪50年代,毛夺取政权后,这座宅院立即被改建成博物馆,以向人们展示敌人的丑陋嘴脸。这座宅院原来的主人叫刘文才,地主出身,因虐待佃户而臭名昭著。刘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毛对他们深恶痛绝,他执政后,决定把地主霸占的土地归还给农民。

在毛执政的鼎盛时期,该博物馆是人们朝拜的圣地。红卫兵蜂拥而至,在此举行仪式批判刘和刘的亲属。最有名的一次批判游行是在水牢,牢里的水有几英寸深,刘被指控曾把反抗的农民关在这里。还有一次是,他们建造了一些农民和压迫他们的地主的雕像,有真人那么大。当时的北京故宫馆长,因政治倾向与他们相左,恰巧此人又长得很像刘,被强迫站在雕像旁,充当“活着的刘文才”,参观者对着他咆哮,朝他吐口水(虽然这种做法没有得到明示),澳洲国立大学的白杰明称。

这些雕像现在还立在那,但近些年来,大邑县刮起一股修正主义浪潮。地方政府官员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决定改革。直到1999年,一位敢于直言的记者出版了一本关于刘的书,书中重新评价了刘的一生,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刘,觉得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坏。他的水牢其实是政府杜撰出来的,博物馆里的最新资料显示。他为兴建当地学校,以及建设从成都到大邑的公路,花了不少钱。去年,他的一位孙子在大邑为刘的亲属组织了一次聚会,这些人曾害怕暴露与刘有任何的牵连。最后共有1000多人出席。

共产党执政后,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政府官员先是对地主大肆屠杀(刘不包括在内,他是正常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杀,然后又对复仇的农民下手。农民得到了毛答应交还给他们的土地,但好景不长。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共产党重新收回土地,强迫农民组成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这项政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全国发生饥荒,数千万人活活被饿死,直到今天,它对中国农村的影响仍旧巨大。还有一项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很大影响,那就是农民身份的终身制,禁止他们向城市迁徙,在城市工作。

该死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以前的隔离制度,适用于城市和农村居民,但农民所受毒害更深,他们无法享受到任何的福利政策,农村的工作前景也不景气。在毛的时代,该制度被严重滥用,原因是为加速中国制造业的繁荣而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但其后续影响依旧存在,加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还在继续,它们的合力会阻碍中国这几年的城市化进程,而此时,中国最需要的是刺激消费带来的好处。中国财政部的两位研究员陈小强和刘玲,在三月份时写道,应该将土地还给农民了,这对刺激消费和平息不断发生的农村抗议都有好处。很多官员并不敢这样直言不讳,但他们承认改革势在必行。

2007年,成都和重庆以及重庆东南部地区成为改革的试验田。集体所有制的本质无法改变,但农民的权利可以明确,农村土地的各种市场可以确立。成都地区的土地改革范围很广,其中就包括大邑县,政府官员谈到正在启动的一项“新土地改革”运动,预示着这项改革与分割地主刘的土地的重大改革如出一辙。他们已努力确保农民最终会得到长期以来承诺的土地证明,明示所拥有土地和房屋的具体范围,确保他们使用的权利。(农村土地证明的有效期是30年)

如果没有土地证明,土地买卖市场也不会繁荣。这项政策至少可追溯到1997年,是由政府官员被迫签发的。但是,美国一家非政府组织Landesa表示,在2010年中期,该组织曾与人民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联手做过一项调查,调查对象覆盖了中国的17个省份,他们发现,仅有44%的被调查对象有全套的土地证明。三分之一的人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明。今年四月份,中央政府敦促全国各省农村在2012年末颁发完所有的土地证明。大邑县成了成都周边农村土地改革的先驱,该县称,去年中期就已完成改革。但是,一位农民愤怒地称,政府官员从没有给她颁发过任何证明,就在几个月前,由于当地一个开发项目,她的房屋和土地都被没收了。“刘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地主,”她说,“我希望今天的官员能像他一样就好了。”

成都和重庆的土地改革进行得更深一步。这两座城市的农村土地衍生物市场已成形,农民新开的农田(比如,可以放弃他们的某处住房来获得土地),其使用权可以卖掉,用与土地价值等价的资金进行城市建设。因此,想要在新址上建造工厂的开发商,他们实际上已参加了首轮城市建设竞标、并且已经拿到地票。地票是用来证明这块土地已经另有用途。规定称,农民会获得85%的收益:对那些边远地区的穷困农民来说,理论上讲,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无法因城市扩张而获得其他收入。

你很难把这叫做土地革命。特别是对毛的拥护者-重庆市党委书记薄熙来来说,对农民行善举似乎是很明智的选择。但由于集体观念依然存在,地票很容易被滥用。地方政府官员手里有一笔数目可观的补贴款,完全可以强迫农民放弃房屋用地,搬到更加密集的住宅区,以便为地票交易的土地腾地。(地票交易获得的部分收入归村里权力部门所有)。重庆和成都的地票市场没有太大突破,无非是在中国许多地区的通行做法上让交易变得更加复杂,这往往会增加农民的不满。

地方政府打着建设“新社会主义农村”(2005年提出的口号)的旗子,把农民集中赶入新建的公寓大楼,这样就能腾出土地,为各种各样的牟利开绿灯。地方官员认为这种做法合情合理,把它看作是减少地方政府补贴支出的办法,强迫农民腾出土地,然后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在过去5年里,每年有2万名农民以这种方式失去自己的土地,一位来自中国东北的高级政府顾问在3月份说。新战略的另一层含义通常是,把农民赶到公寓里居住,那里没有后院,无法饲养家禽,也没有空间存放工具,还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农田。

地票交易虽然得到官方认可,但中央领导对此的看法却各不相同。去年年底,成都的地票市场突然遭到关闭,具体原因没有说明。但一位中国学者说,高层官员担心在土地没有首先转为农业用地的情况下,出现了地票交易。中央政府官员担心,这种做法的风险是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地票交易。地票市场在今年四月份重新开放,但中央政府对此仍持谨慎态度。重庆政府每年未开发的农村土地中只有10%是通过地票交易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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