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令人遗憾。曾有好事者统计,北大曾出现许多大师级人才,但这些大师以民国时期为多,近数十年来则屈指可数。 何以一个大动荡的民国时代,竟催生了大师的璀璨星光?而一个大发展的和平年代,则无大师的层出不穷? 姑且一管窥全豹。回溯到上个世纪之初,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梁漱溟这样的大学者在北大仅忝列“讲师”之席,而今北大校园内“五步一教授,十步一博导,五十步一院士”。答案已不难得出,对学问的敬畏才能孕育人才的价值,对家国的责任方能衍生教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