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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能砸出好大学?

时间:2011-06-01 10:10:40  来源:  作者:

在“5年500亿”带动下,急功近利的氛围蔓延整个台湾学术界


5年内花500亿新台币补助台湾重点高校,结果会怎样?

台湾学术界交出了这样的答卷:与没有补助前的5年相比,受补助大学在核心期刊《自然》、《科学》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仅仅多了两篇。

今年5月初,《中国时报》对此发表系列报道,细数台湾学界在此项大手笔计划下的种种表现,指出该计划“造成各大学忙着生产论文,教授及学生变成机器,大学丧失了原本该有的多元功能”。报道还援引台湾高等教育评鉴中心的评论,指出在巨额补助之下,大学论文数量剧增,但论文质量不高,被引用率偏低。

这项被俗称为“5年500亿”的计划,自2006年起实施。按照计划,台湾当局每5年拨款500亿新台币补助一些在政府评估中胜出的高校。今年4月初,第2期补助资金刚刚投放给12所大学。

尽管台湾教育当局旋即出面辟谣称,《中国时报》的报道是“误解”了相关数据,但针对“5年500亿”的非议仍然铺天盖地涌来。

毕业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2002年经“百人计划”引进北京清华大学任教的教授程曜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指出,“5年500亿”计划在某程度上是受中国大陆“985工程”的启发。“当看到大陆增加投入之后,重点大学的论文发表数目激增,台湾也开始砸钱。”

而眼下,台湾的科研也面临着与中国大陆相似的问题:论文数量多却质量低下。“大陆的论文数量应该在几年内就会超过美国了,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能力去改变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程曜颇为忧虑地说。

在“5年500亿”的带动之下,急功近利的氛围蔓延整个台湾学术界

在程曜的眼中,台湾的“5年500亿”计划与大陆的“985工程”有一个共同特点——迷恋“对数字的控制”,强调“目标明确,可以检验”。

在2006年首次投入资金之前,台湾教育当局就为“5年500亿”设立了一个清晰的目标——令台湾10年内至少有1所大学进入“全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5年内至少有10个研究中心成为“世界一流”。

为了保证目标的实现,台湾教育当局设立了一整套评估指标,考核大学“科研绩效”、“基础建设”、“经营管理”的成效。所有希望在“5年500亿”中分一杯羹的高校都必须接受评估,在受资助期间,评估也分阶段进行,一旦评估不达标,就可能被淘汰出局。

在台湾大学博士班二年级的学生谢宜桓看来,“5年500亿”就是让拿到钱的学校去完成政府设立的目标。5年前,谢宜桓亲眼看着得到最多补助的台湾大学开始以“前进百大”的目标而努力:教室逐步电子化了,图书馆新增了电子数据库,短期出国交流的项目变多了,学校还聘请了一批新老师。在2008年的“八十”校庆之余,台湾大学还明确打出了“八十台大,前进百大”的口号。

2009年,台湾大学首次进入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世界大学排名》的“百大”之列,位居95名,这被台湾教育当局与台大校方认为标志着“5年500亿”目标的实现。

然而很快有台湾学者指出,在同年上海交通大学所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台湾大学仅仅排在第150名。

“谁能告诉纳税人,百大到底以哪个单位的指针为准?”台湾南华大学社会所专任助理薛淑美认为,“前进百大”很可能只是一场数字游戏,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所名校能“在5年之内完成其学术功业”。

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彭明辉看来,“前进百大”的游戏不仅没有扶植“学术功业”,反而带来严重的恶果:它通过强调“3I”与论文数量的“科研绩效”评估,加速了台湾“学术文化之沦丧”。

“3I”是SCI、SSCI、A&HCI的简称,具体指代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数据库。根据台湾教育当局2005年公布的“5年500亿”计划书,发表在这些数据库的论文数量是评估一个大学“科研绩效”的重要指标。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周祝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解释说,这样的指标自上而下地增加了大学教授发表论文的压力——学校为了有漂亮的“成绩”,把教授们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职称挂钩。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都有不同的论文数量要求。

“5年500亿用SCI、SSCI绑架了所有优秀的学者,”彭明辉在其博客中指出,“我们有的是一流人才、二流文化、三流制度。”

彭明辉发现,“5年500亿”的效应之下,“只问业绩、不论手段”逐渐成为新竹清华大学的主流。

“尤有甚者,以不当手段被封为讲座教授、特聘教授的人,开始公开表示5年500亿是他们争取到的,有权利分到比较多的资源。” 彭明辉在博客中写道。

周祝瑛还进一步发现,虽然在台湾150所高校中,只有二三十所著名高校去争取“5年500亿”的补助,但这一计划的评估模式却有“带动作用”,影响到全台湾的高等教育。

周祝瑛感觉,在“5年500亿”的带动之下,急功近利的氛围蔓延整个台湾学术界。

大学成为养鸡场,教师忙着下金蛋

在周祝瑛的记忆中,其实早于2003年,台湾学者对论文的态度已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那一年,台湾教育当局首次采用“3I”等指标考评各大高校的学术表现。一向偏爱写专题书的周祝瑛发现,她申请的课题变得难以通过审批。由于担心得不到研究补助,她只好调整自己的“游戏规则”。

“大家都这样玩,那我只好也去写论文。有了几篇发表在SSCI上面的东西,就比较好办了。”周祝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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