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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乐:什么样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创新人才培养

时间:2010-12-24 22:06:33  来源:  作者:

■正是这些对发展教育有殷切希望和献身精神的文化和教育精英们的努力,才形成了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并不低,而且成就显著的早期历史

■在当时的大学中,人们对封建思想是有充分警惕的,其时一些享誉学界的风云人物,都是以反对封建思想而闻名的

■就国家的教育方针而言,在社会环境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由教育家们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国家只须为他们提供宽松、自由的环境就是了,因为谁能说自己比教育家更懂得教育、更热爱教育呢

■高校扩招和上学收费,使高校可支配的资金数量巨大,也相应地加快、加深了高校堕落的速度和程度,使大学的特征明显市场化、功利化、庸俗化

编者按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病榻上的钱学森多次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如今,大师早已西行,他留下的“世纪之问”人们还在苦苦寻求解答。在《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有这样一段话:“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那么,封建思想是怎样阻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呢?江苏大学教授王长乐撰写长文对此进行了分析,本期周末评论特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引发了科学界、教育界多角度、多方面讨论。然而,在讨论中,有一个问题却鲜有人提及,那就是钱老在“中国还没有大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受封建思想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的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受封建思想影响”,亦即我国大学到底是受了什么封建思想影响,才无法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的。综观“钱学森之问”的所有内容,这个问题显然是个核心性问题。人的活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有什么样的思想,才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对教育活动起基础和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制度,无疑是由人制定的,也就是建立在人(制定者)的思想基础上的。那么,这些教育决策者们是受了什么样的封建思想的影响,才导致了我国的高等教育“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或者使“杰出人才老是‘冒’不出来”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顾我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历程。审视我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可知我国的现代大学并非是在本土文化、思想、制度的土壤里自发生长起来的,而是从国外移植来的。我国现代大学在开办之初,所主持创办教育的人大都是从国外学成回国的人员,他们既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功底,也具有在国外学习的背景,因而能够很好地将国外大学的制度和文化与国内的教育传统结合起来,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了很好的效应。他们在大学教育思想方面,基本上都坚持了国外大学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使大学保持了普世性的特点和水平,实现了我国早期大学对本土教育思想和观念的超越,使教育出现了新的景象。可以说正是这些对发展教育有殷切希望和献身精神的文化和教育精英们的努力,才形成了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并不低,而且成就显著的早期历史。

纵观我国早期的有些大学,在创办10年或20年之后,就能够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学府,其学术水平被世界许多国家的大学所承认,其学生可以与欧美许多国家的大学进行交换,显然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形成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除了当时一些管教育的人(比如张百熙、吴汝伦、傅斯年等)以及许多办教育的人是对教育有坚定信念、对教育原则有坚定持守、对教育事业专心致志的教育家外,就是其时的许多大学,基本上都是依据《大学令》(1912年颁布)设计的制度框架、按照世界大学通行的原则建校和运行的。在学校的基本制度方面,虽然有“中体西用”的局限(比如校长需要由政府任命),但在大学的微观制度和文化方面基本上都保持了与世界大学通例比较一致的“学术共同体”特征,各校内部管理都实行的是通行于世界大学中的“教授治校”制度。尤其是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学,梅贻琦先生主持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等高校,其校内的最高决策机构,都是体现大学活动特点的教授会和评议会,教师特别是教授在治校过程中是发挥了实际作用的。在这种与西方大学基本一样的“教授治校”制度中,其精神主旨是民主、科学、自由、理性,很少或者说已经完全没有了封建思想的影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大学中,人们对封建思想是有充分警惕的,其时一些享誉学界的风云人物,都是以反对封建思想而闻名的,其中以陈独秀、胡适的影响最大。可以说正是在他们的启蒙和引导下,我国在上世纪初期才出现了以反封建文化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同样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许多青年学子才决然地与封建的思想及家庭决裂,走上追求自由、民主的革命道路。所以,钱老所说的“受封建思想影响”(是指封建思想在大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显然不是指这一时期的大学,而是指这一时期以后且与其形态完全不同的大学,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之后的大学,或者说是解放后的大学。

那么,解放后的大学,何以不但没有循时间顺序更进一步地消除封建思想的影响,反而还“受封建思想影响”至深,且“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呢?要探讨这个问题,则需要对解放后的大学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回顾我国在解放初期对高等教育的基本态度,可见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众所周知,新中国的建立,可以说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然而,在建什么样国家的问题上,新政权的主导者们却囿于长期形成的革命思维和意识,遵循革命的逻辑,选择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种容易实现革命者理想的举国体制,这种体制有便于实现国家统一、消除地区差异、调动全国所有力量办大事、办事效率高等优点,但也有过于注重集体意志、忽视个人意志和权利、诱发独断专行、官僚主义、一言堂等缺点。这种体制在权力方面的特点是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政府为全能政府,既控制了国家的所有资源和权力,又包揽了社会的一切事务。政府对社会实行计划管理,因而将社会的一切方面都纳入了国家计划,由国家统一安排和调配。这样,作为社会实行统一管理的一种效应,政府在对社会所有事务进行包揽的过程中,也相应地压缩了社会各种专业性机构和人士的活动空间,这其中也包括教育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种社会体制和意识决定下的大学,也自然中断了与以往大学的精神联系,采用了“以俄为师”的方针,不仅完全接管和取缔了所有的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而且通过“院系调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活动,对大学进行组织和思想方面的整顿,以便其适应新制度运行的需要。通过这样的调整和改造,全国的高等教育不仅完成了从通识教育向专业化教育的模式转换,终止了长期在大学中起主导作用的自由主义传统,而且将高校改造成为青一色的公办高校,使曾经在中国高教史上有过辉煌影响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学校在国内彻底地绝迹,也使教育的多样化状态彻底地消失。高校在教育部(高教部)领导或主导下,按照统一的要求和规定活动,“千校一面”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高校的领导体制方面,建国后不久,便摒弃了在“以俄为师”时期移植于苏联的专家治校体制,在坚持党对教育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全国所有的高校中都建立了党组织,党委成了高校的领导核心。这个制度也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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