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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杜维明VS袁伟时

时间:2010-12-02 19:15:16  来源:  作者:

仁、义、礼、智、信,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

在自由之外要带进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

——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他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开拓了国际视野。

 

否定三纲,肯定五常?

子云(主持人):袁老师觉得“五四”是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杜维明先生则认为“五四”把儒家的老底子都坏掉了,为什么?

杜维明:有点断章取义。我的观点是“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五四”知识精英对儒家的创造转化有极大贡献。但对一种源远流长的文明全盘否定,把一个民族的没落,全归结在儒家文化头上,有些粗鲁。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传统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

当时的精英认为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即能为学习西方创造条件,还认为西化了,就充分现代化了。今天,最普通的知识人也知道,这种极端心态必须超越。

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从1912年开始。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方针中剔除;公民道德的全部要旨就是法兰西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亲爱”。

它对传统文化不是全盘否定,只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中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杜先生曾提出,新文化运动应肯定仁、义、礼、智、信,我赞同,但想补充,五常的道德规范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

杜维明:我基本同意。我曾认为三纲是权威主义、等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王元化先生以前提倡新启蒙,晚年跟我说,不要轻易否认三纲。他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墓志铭里,说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我很惊讶,要进一步思考。

我所了解的三纲是从《白虎通义》开始,并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价值,但五常毫无疑问是。三纲五常是双轨形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如,夫妇有别的那个“别”并不是差别,而是分别。以前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内。

《白虎通义》里,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为做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多半是妇对夫的批判,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

五伦、五常也是普适价值,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法治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平等对话。

儒学要对一些糟粕,特别是从三纲引发的不合现代精神的东西,创造性转化。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张力

袁伟时:王元化对陈寅恪那段话的理解有问题。陈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明确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民国以来,很多知识分子想对三纲重新解释,有人把君为臣纲,解释为职业的忠贞精神,对上级的尊敬、尊重。非常勉强。现代社会的这种关系,人格、法律地位平等,与三纲格格不入。三纲确如陈寅恪讲,无可疗救。

现在的危险,是对传统文化过度美化。

每个古文明都有自己的贡献,17世纪后,汇合成为现代文明,它的代表者是西欧、北美。现代西方文明吸收了东方文明很多东西,包括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的精华。吸收了这些,它就缔造了一个文化高峰,就是“现代文化”。

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化的精粹;“不虞匮乏的自由”是社会主义精神;“免于恐惧的自由”总结了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以及专政主义的负面教训。

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贡献应该肯定,但不能否定它有天生弱点。例如,虽有一些抗议精神,但制度上没有形成权力制约;没有形成法治精神,对经济自由也是压制的。结果,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发展不起来。再加上先秦诸子思维方法的弱点:缺少逻辑、实证精神,也发展不出现代科学。

这样,当东方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时,面临抉择:要不要接受现代文化?

知识阶层的一些人还在制造各种借口,来抵抗现代文明。

一个借口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这对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听起来很舒服。

还有一个借口是不要拿现代西方文化同传统中国文化比。但是,现代文明是无法遮蔽的一面镜子。为什么两个不同体系的传统文明,一个自行转化为现代文明,一个却至今仍在蹒跚学步?

中国知识分子老想发扬儒家文化,没想将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创造新的思想。现在的主要问题在这里。

现代性大同小异

子云:袁老师最担忧的是权力站在儒家后面?

杜维明:这是你给他点出来的,他没讲,也许是这样。袁老师刚才讲的,很多地方我完全赞同,很多有保留。

确实不能把西化、现代化、全球化分裂,它们没有明显的疆界,不可能独立存在。现代文明是主流,但不是独一无二的。

1948年,文化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影响世界的四个典范人物,有苏格拉底(包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释迦牟尼,耶稣基督与孔子。在这个论述中,主要的精神文明包含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的精神文明、印度的精神文明以及中国所代表的精神文明。

袁老师似乎把它们悬隔起来,认为现代文明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市场经济,还有法治、自由、个人的尊严。的确,这些价值是人类共享的,但不是静止的,需要不断发展。

人们常以中国文化中糟粕的糟粕与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的精华相比。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即是鲁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续妾,抽鸦片烟,而西方文化的代表则是自由民主和个人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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