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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模式能发挥积极作用?

时间:2010-08-22 09:06:12  来源:  作者:

问:为什么中国模式能发挥积极作用?怎样看待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开始称赞这种模式?

萧功秦答:我曾访问过欧洲的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他们国家人均收入排全世界的二十几位,比中国高得多,但我发现他们最大的城市却基本上没有高架,其他现代化设施也不如中国许多城市。后来才知道,该国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在了医疗保健、全民免费教育、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事业上了。当他们想用国库中所余不多的经费投入于公共建设事业,例如发展城市高速路时,就要面对无数拥有强大谈判权的私有产权主人,他们会提出天文数字般的征地赔偿款,政府与业主、工会谈判的成本极高,因此不得不放弃计划。

现在许多国家,包括许多中等发达国家,一方面,由于国家已经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高福利政策,社会产业已经高度私人化,因此也就陷入一种发展成本极高的困境之中。尤其是许多中等发达的、过去被称之为“第二世界”的国家,它们远没有发达国家殖民地时代就积累下来的经济实力,却又超前地走上了高福利民主国家的发展道路,他们的发展困境就更为严重,实际上希腊债务危机就是这种困境的典型表现。

相对这些国家而言,中国模式的情况正好反过来,国家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承担的对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和劳保等超阶段的高福利包袱,使国家在经济起飞上可以轻装上阵(我们姑且不论这样做的利弊)。另一方面,土地仍然属于全民或集体所有,这样就使国家可以在国家引导的发展型威权体制下,实行现代化基本建设的低成本扩张,而各地政府被竞争激发起来的强烈的政绩意识冲动,又使他们能运用全能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行政手段,以全民大动员方式来发展本地建设。由于土地基本上是公有的,法律上仅具有使用权的被征地的居民与农民,均不具充分的谈判地位,地方政府进行圈地时,几乎所向披靡,不会遇到多少麻烦。没有一个国家能以这种来自全能主义时代的动员方式搞市场经济。

可以说,中国的高速度体现了“后全能型新威权体制”的特殊优势。这种“后全能型”的新威权主义,比起拉美型、东南亚型、南亚型威权主义,具有更强的刚性处理问题的能力与国家强力资源,从而能维持“低政治参与下的高资本投入”式的经济发展。根据海外最新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2010年度世界竞争力最新排行榜,中国排名第十八(去年为第二十名),在金砖四国(BRIC)中,中国的竞争力继续领先另外三国,巴西、俄罗斯与印度。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达8.7%,为全球之冠;反观目前正深陷在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欧盟国家,只有该区最大经济体德国挤进前二十名。

可以说,这是迄今所有威权体制中,动员能力最强势的一种权威主义。当西方人面对本国严重受阻的发展瓶颈,那些实现了高福利国策的西方国家,以及受战乱之苦的第三世界国家,反过来羡慕中国的高效率,就可以理解了。

美国经济学家科利分析韩国等东亚国家与中国台湾地区何以能有发展优势时,曾提出一个“凝聚性资本主义”的概念,此类国家和地区的特点是:一、发展趋向的政治联盟发生在资本家与统治政权之间,有能干的官僚与企业家密切合作;二、经济增长作为工作重点,把快速工业化设为国家目标;三、私人资本被动员起来致力于国家发展战略;四、国家能有效地督导并控制劳工,劳工阶级低度的政治参与,为发展的低成本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际上,中国这种后全能型体制比“凝聚性资本主义”体制,具有更强大的动员与聚合社会资源的功能。这是因为,脱胎于革命全能体制的现体制,其渗透社会的能力,组织化的社会动员方式,与发展型意识形态资源相结合,成为引导社会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社会化手段与资源,精英的遴选方式标准,从革命化标准,转变为以发展为导向的技术官僚化并受执政党的纪律的约束,凡此种种都成为中国模式的国家执行力的重要因素。从应对非典与汶川地震,从举办奥运到世博,全世界都看到中国模式的强大动员能力。

概括地说,许多发达国家与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民粹—福利主义”的困境,即民粹民主与福利主义这两个因素相结合而产生的特殊发展陷阱。一方面,这些国家超前地实行了福利社会政策;另一方面,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下,受益于福利政策的劳工大众是巨大的票源,任何试图抛弃福利主义政策而走向刺激竞争效率的古典自由主义政客,将被视为保守派。议员与政客们为了获得大众巨额选票,不得不满足普罗大众的福利要求而牺牲经济效率,领导者不得不用过分的平均与福利承诺换取大众的政治支持。

即使力图改变这一现状的政治家,他们一旦掌权,就会发现自己受到很多限制,无法制定并实行合理的产业政策,反对党又“虎视眈眈”,会对其改革构成压力。议会中受到强势垄断集团的阻力。无法全力同时追求发展经济、提高福利、结构改革等多种目标,也无法保障政策的长期性和一致性。当需要结构性的改革来解决贫富不均时,这样的政府实际上是弱势政府。相对于上述国家,中国模式具有威权式的调控与效率至上的特点,在发展的一定时期,确实也有着特殊优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的优势,决不是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而是发展型国家的威权体制的优势,是开明专制式的发展路径的优势。

当许多国外人士深切地感受到民粹主义民主与高福利主义之苦时,当他们把本国“民粹福利”体制与中国模式动员能力相对比时,他们称赞中国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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