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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狄更斯遇见陀思妥耶夫斯基

时间:2014-01-09 06:26:05  来源:  作者:

 

 
2011年末,《纽约时报书评》的书评人角谷美智子给克莱尔•托玛琳的《狄更斯传》写书评,开篇便引用了书中“非同寻常的一段话”。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造访了狄更斯位于伦敦的杂志办公室,那几天狄更斯心情很好。16年后,在给老友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描写了许多伟大忏悔场景的作家写道,狄更斯向他展示了自己富于创造性的一面:
“他作品中淳朴善良的好人,例如小耐儿,甚至巴纳比•拉奇那样单纯的宗教信徒,都是他想要成为的人,而那些恶人则是他真实的自己(更确切地说,是他在自己身上发现的特质)。他的残忍,他对那些无助而向他寻求安慰的人无缘无故的敌意攻击,他面对他应该爱的人时的退缩,这些都被用在了他的作品中。他告诉我,他的内心有两个人:一个是他应该做的人,一个则相反。他笔下的恶人皆出自后者,而前者促使他努力生活。‘只有两个人吗?’我问。”
我教了20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见过任何文献提到这次会面。尽管我们都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1862年在伦敦呆过一周,但无论是发表的书信还是大量传记中都没有关于这次会面的线索。狄更斯根本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他为何会以这种方式向他的俄国同行袒露心迹?而即便他想这么做,他们交谈时又会用何种语言呢?这一切我们不得而知。(真要交谈的话,也只能用法语,但这不免叫人疑惑——两人操着外语也能舌灿莲花吗?)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脾气暴躁,言语粗鲁。他和屠格涅夫彼此厌恶,就连托尔斯泰也从未见过。如果两人真的见过面,他又是怎么找到狄更斯的呢?况且,他会放弃这个可供自己发挥辩才的绝好素材,多年来保持沉默吗?
几个研究俄国文学的美国教授曾向《纽约时报》写信抗议,最终该报也只是撤销了网上的文章敷衍了事,并告知读者这次会面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同时,《泰晤士报》刊登了托玛琳«狄更斯传»的第二篇评论,引用了与第一篇同样的内容。当时,小说家戴维•盖茨积极表示愿意用一摞狄更斯的传记交换两人会面的具体内容。他赞同托玛琳对这段引文的描述,即“狄更斯对自己内在生活最深刻的表述”,但对引文内容他表现得并不像托玛琳那样震惊:“真要说有什么令人惊叹的,那也是因为对自身形象有清醒认识的狄更斯本人亲口说出了所有熟悉他作品和生平的人一直以来凭直觉感受到的东西。”
没过多久,《泰晤士报》网站就在盖茨的评论后面附上了警示性的批注,而网站之前也在角谷美智子的评论后面附上了相同的批注。但2012年1月15日,《星期日观察家报》某版刊登了第三篇关于狄更斯的文章,同样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中二人会面的段落。(很快,那份一模一样的在线免责声明也被附在了这篇文章后面。)报刊的集体无意识紧紧抓住了这个故事,将其一讲再讲,现在网络上关于二人见面的信息铺天盖地。正如盖茨所意识到的那样,两人的对话令人欣慰地再次肯定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同时引得人们浮想联翩。此外,这种令人欣慰的熟悉感不仅适用于狄更斯,也同样适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两个人吗?”问这个问题的人已经知道米哈伊尔•巴赫金会怎么写他——他已经预见自己会因为发明复调小说被誉为二十世纪末的文学圣人。
显然,《纽约时报》并非所有人都对托玛琳那段话的真实性不闻不问。由于报纸的质疑,托玛琳重新查阅了她的研究资料并很快承认她成了这个骗局的受害者。黛博拉•弗里德尔在《伦敦书评》上发表评论,指责托玛琳如此轻信实属不该,(“她太希望这事儿是真的了,否则也不会如此轻信”),后者辩称自己只是借用了别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而那段话实在叫人“无法抗拒”。
最早记述这次会面的是2002年发表在《狄更斯研究》上的一篇用英语写的短文,作者是斯蒂芬妮•哈维。《狄更斯研究》是狄更斯联谊会创办的一个刊物,联谊会1902年成立于伦敦。组织的远大目标是:对抗社会丑恶,传播人性之爱,“协助保护和购买与狄更斯有关或其作品中提到的物品和建筑”,“用友谊的纽带将喜爱这位幽默与悲悯大师的人们联系起来”。托玛琳将《狄更斯研究》发表的这篇文章当成了证明此次会面真实性的依据,且随后两位研究狄更斯的领军学者马尔科姆•安德鲁斯和迈克尔•斯莱特也在各自的论著中提到了此次会面。托玛琳写到:“我们都被骗了”,“这个骗局实在高明,许多研究狄更斯的学者都上了当。”
这是一个奇怪而反常的逻辑。研究狄更斯的学者们之所以上当,并不是因为这个骗局有多高明,而恰恰因为它平淡无奇。斯蒂芬妮•哈维的的文章只有三页,标题根本没有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篇题为《狄更斯笔下的反面人物:告解与暗示》的文章开篇就对一个既定的阐释性立场进行了重申——“狄更斯对自身性格的怀疑以及对笔下反派人物的青睐是他的创作源泉——自埃德蒙•威尔逊的《狄更斯:两个吝啬鬼》之后这个说法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了。”然后,文章第二段,哈维写出了狄更斯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坦承”的内容,给这一不言自明的说法提供了“意想不到的证据”。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中被引用的内容开头就很震撼:“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潜台词是“一个作家是无法脱离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见所感而写作的。是他自己的感觉告诉他夏季的天是蓝的,雨是湿的,冰是冷的”。引用了信中的内容后,文章以几段传记中常见的感怀结尾,成了一篇风格庸俗的文章。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遇见狄更斯时,狄更斯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与妻子离了婚,几个大的孩子都已成年,他的两本小说已经写完并发表,而且广受好评,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狄更斯所说的话的回忆来看,尽管已经过了二十年,一些由于家庭责任而产生的情绪冲突在狄更斯的回忆中依然鲜活。”
真是悲催。
十年后,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临终前写了一篇文章置疑事件的真实性,将斯蒂芬妮•哈维的爆料视为“惊天猛料”,颇有事后诸葛亮之嫌,但哈维似乎刻意淡化了这篇文章对狄更斯研究所做的贡献,对狄更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一事只是一带而过,丝毫没有大书特书,反倒就狄更斯如何借鉴自己的生活经验塑造笔下的人物进行了重点论述。作为一位擅长写说明文的作家,斯蒂芬妮•哈维不会在文章中表现出敏锐的阐述能力。“某些野心勃勃、打算做出点儿名堂的学者大概会想,‘这可怜的家伙,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手里捏着什么东西。’”
如果没有对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的描写,斯蒂芬妮•哈维的这篇文章或许不会被发表。事实上,这篇文章还有别的闪光点吗?斯蒂芬妮•哈维确信(尽管只是顺带一提)编辑们会认识到(即使不是马上)她提出了一个新发现。她提供了貌似充分的文献资料,并把该发现归功于一位苏联学者——K.K沙伊艾哈迈托夫,此人自称将这一发现发表在了“Vedomosti Akademii Nauk Kazakskoi SSR:Institut Istorii, Filologii i Filosofii上,第四十五卷(1987阿拉木图宣言)49-55页53-4版 ”。刊物名称翻译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新闻:历史、语言学与哲学院》,冗长拗口,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儿,任何一个研究俄国文献的人都不会怀疑,尽管第一个词“Vedomosti”(俄罗斯)在苏联时期不使用。那篇文章的题目是《1878年的两封信》,跟斯蒂芬妮•哈维的那篇一样低调。
由于标题中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名字,因此哈维这篇文章不可能引起俄语文学研究者的注意。这篇文章就像一个学术休眠者细胞,一直隐匿着,直到研究狄更斯的学者开始引用其中的内容。迈克尔•斯莱特在2009年发表的狄更斯传记中收录了这个故事,但直到这本传记的书评发表,研究俄国文学的专家们才开始质疑二人会面的真实性。伦敦大学学院的讲师莎拉J•扬在博文 《俄国人在伦敦》中提到了这次会面,并指出,1988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就开始收录书信体文章了,但提及两人会面的那封信发表(只是据说)后,作品集的俄语版并没有收录这封信。苏联学者不可能错过这位大文豪在苏联时期发表的任何东西,即便那是一封发表在阿拉木图刊物上的信(这封信是最近发现的两封信中的一封)。扬写道:“我们的结论只能是:这封信是假的。真叫人伤心,毕竟,这两位大文豪相遇的想法的确太美妙了。”
安德鲁斯教授给哈维写了一封信,哈维回信说她的笔记丢了,记性也不好,然后就把话题岔开了。
就在这时,新南威尔士大学一个叫迈克尔•霍灵顿的英语教授对哈维这篇文章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霍灵顿是读斯莱特的《狄更斯传》时注意到两人见面一事的,他委托马尔科姆•安德鲁斯(他是《狄更斯研究》的编辑,也是英国肯特大学维多利亚与视觉研究专业的教授)向哈维再要一些相关文献。安德鲁斯给哈维写了一封信,哈维回信说她的笔记丢了,记性也不好,然后就把话题岔开了。回信字迹歪歪扭扭,安德鲁斯觉得那就像小孩子的涂鸦,或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写的。霍灵顿曾托剑桥大学一位俄语文学专家调查一下这本哈萨克刊物,而后者表示根本找不到它的踪影。霍灵顿把这事告诉了斯莱特,于是斯莱特从2011年再版的《狄更斯传》中删除了那段引文。(安德鲁斯也把关于会面的注从他的狄更斯研究专著第二版中删去了。)与此同时,安德鲁斯再次写信联系了哈维,结果回信的是哈维的妹妹,说哈维出了车祸,伤得很严重,脑部受损,连家人都不太认得了。
今年早些时候,霍灵顿教授写信把调查结果告诉了我,希望我把它发到SEElANGS论坛上,该论坛是一款LISTSERV应用软件,用户为研究斯拉夫语和东欧语的专家。自角谷美智子的书评发表后,论坛上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的事就传得沸沸扬扬。为了找到资料源,我发帖求助。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卡西欧•戴•奥利韦拉是第一个回复我的,他当时正在莫斯科做研究。他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查找这份神秘刊物《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新闻》时,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记录。随后他来到莫斯科东方文献中心查询,也没有找到叫这个名字的刊物,倒是找到了几本名称相似的,名字里都含有“哈萨克科学院”这几个字,但没有“Vedomosti”(俄罗斯)这个词,只有与之同义的“Vestnik”和"Izvestiia"。而这些刊物没有一本发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封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们对奥利韦拉的调查很感兴趣,一改平日置身事外的态度,决定尽全力帮他,毕竟,这事儿牵涉到“我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搜索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图书馆的网站,结果发现不仅没有任何关于那份刊物的信息,就连作者K. K. 沙伊艾哈迈托夫这个人似乎也不存在。
那么,这个斯蒂芬妮•哈维究竟是何方神圣?她为什么要写那篇文章?或许,就像马尔科姆•安德鲁斯猜测的那样,她也上当受骗了?《狄更斯研究》虽然发表了哈维的文章,但她的名字并不在投稿人名单中。她是唯一一位一整年都没被介绍过的投稿人,因为她的简历寄得太晚了,而且简历中只说她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在发表在SEELANGS 论坛上的信中(译注:即霍灵顿写给安德鲁斯告知调查结果的信),霍灵顿强烈要求想进一步调查此事的人在参考哈维的文章时要克制谨慎。不过,考虑到哈维伤情严重,一再询问可能会给她和她的家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这个斯蒂芬妮•哈维究竟是何方神圣?她为什么要写那篇文章?
安德鲁斯教授不愿透露哈维的住址也是情有可原。编辑既要对读者负责,也要对投稿人负责,如果杂志的赞助机构中既有专业人士又有业余爱好者,就更是如此。狄更斯联谊会的成员中既有学者也有狂热的爱好者。哈维的文章发表那年,给《狄更斯研究》投稿的人包括已退休的管理人员、一位当地历史学家、一位园艺学家、一位国家海洋博物馆的职员和一位华沙起义参加者。把投稿人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下毕竟不太光彩,尤其在他生病或受伤而无法好好回应的情况下。尽管有时候比起保护投稿人,编辑们更应该对读者负责,防止他们被误导,但斯蒂芬妮•哈维由于受伤还是博得了怜悯与同情。安德鲁斯拒绝向外界提供哈维的更多信息,结果,他不得不为自己批准发表的文章负责。
“斯蒂芬妮•哈维”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在谷歌上能搜出95000多条结果,脸书上叫这个名字的也有将近300个,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位住在丹佛的文化写作顾问。她声称自己不是那篇文章(《狄更斯笔下的反面人物:告解与暗示》)的作者。在一封署名为“另一个斯蒂芬妮•哈维” 的邮件中,她告诉我说我不是第一个问及此事的人。
《狄更斯研究》上的那篇文章没有提供什么线索。如果编辑们不愿意追查斯蒂芬妮• 哈维的身份,其他人又怎能查到呢?根据我读犯罪小说的经验,我怀疑哈维发表在《狄更斯研究》上的文章可能不是第一次学术造假。她的早期活动或许会留下一些破绽。我能找到的几乎所有斯蒂芬妮•哈维的文献很明显都是由一个同名的美国人所著。但经过一番排查后,有一篇文章“脱颖而出”,无论是学术兴趣还是行文风格都跟我要找的那个斯蒂芬妮•哈维高度重合。
这篇文章叫《多丽丝•莱辛的<名单上少了一个人>与利奥•贝林汉姆的<大开杀戒>》,于1993年发表在英国杂志《关键调查》(Critical Survey)上。文章题目不免叫人想起中学生写的那些缺乏论点的作文。标题中提到的两部小说都讲述了男人强暴女人的故事,而这篇文章直截了当地将两部小说进行了比较;两个故事中,遭强暴的女人表现得泰然自若,使强暴者大失所望。文章表明,两位作者对性侵犯问题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这其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性别。把知名作家和无名小卒放在一块儿比较不会引起太大的质疑。贝林汉姆是何许人也?斯蒂芬妮•哈维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及他的职业背景,好像他和莱辛一样有名,根本不用介绍似的。在某些方面,哈维明确指出贝林汉姆比莱辛更出色。
巧的是,我在学院小说讨论会上听说过利奥•贝林汉姆这个人。因为兼职教授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程,我组织了一个新的校园小说研讨会;第一次见到贝林汉姆这个名字是在一篇文章里,作者是剑桥大学一个叫约翰•舍伦贝格的独立学者。1980年,贝林汉姆发表了小说《牛津: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无聊乏味,对白生硬,主要就是些偷听和复述的桥段,像记流水账一样讲述了一位学生英雄对神秘女子苦苦追求(有人可能管这叫跟踪),最终抱得美人归的故事。除此之外,我找不到贝林汉姆的其他书了,也找不到哈维文章里说的那本1986年发表《大开杀戒》名叫《新起点》(New Beginnings)的杂志。(和那本《哈萨克》一样,确实有几本名称相似的杂志,其中一本是关于哺乳的,另一本则是给寡妇和离婚妇女看的。)事实上,我能找到的(《大开杀戒》)全部参考文献皆出自哈维文章所引用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大多出自多丽丝•莱辛作品研究的参考书目——由此可见,学者们做参考书目时是多么敷衍马虎。
在任何刊物上都找不到《大开杀戒》这部小说,它似乎就只在斯蒂芬妮•哈维的文章里出现过。但文章确实引用了小说中的内容以及几位研究贝林汉姆的学者的研究成果。文章特别对“路德维克•帕拉(目前专门研究贝林汉姆的学者)提供的建议和未出版的资料”表示了感谢,并提到了他发表在《巴里大学年鉴》(1983)上的文章《牛津:一部罗马故事中的小说》。《巴里大学年鉴》这本杂志很不好找。不像那本子虚乌有的哈萨克杂志,这本杂志确实存在过,但无论是我还是SEELANGS论坛上那一大群“侦探”都找不到1970年以后发行的刊物。国际数据库和意大利数据库中都没有这个路德维克•帕拉的信息。
所以现在,我顺着两位大文豪会面的故事查到了关于斯蒂芬妮•哈维和利奥•贝林汉姆很有限的一点线索。前者只发表过上述两篇文章,后者则因为前者将其与多丽丝•莱辛相提并论而出名。此外,斯蒂芬妮•哈维这个很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学者在文章中“引用”了许多编造的内容,这些内容均“摘自”一些根本没人读过的作品,这样一来,贝林汉姆这位并不多产的作家似乎也变得多产了。有一点很清楚,斯蒂芬妮•哈维喜欢用一种明显的惯用伎俩。两篇文章都进行了比较研究,都引用了某些停刊的或似乎不存在的外国刊物上的文章作为参考资料,而为了配合所选择的学术期刊,这些资料很可能是特意捏造的。
有一点很清楚,斯蒂芬妮•哈维喜欢用一种明显的惯用伎俩。
尽管《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81年5月1日)发表了一篇像样的书评,但《牛津:一部小说》并未引起多大关注。小说的另一篇评论是约翰•舍伦贝格写的,是一篇关于学院小说的文章(我能找到的书评就这么两篇)。此外,利奥•贝林汉姆和斯蒂芬妮•哈维一样神秘。小说封皮上没有作者的生平简介。《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书评人林赛•杜吉德大胆提出利奥•贝林汉姆这个名字可能是捏造的。约翰• 舍伦贝格曾写过一篇文章,称“有谣传说‘贝林汉姆’是圣约翰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的笔名。”利奥•贝林汉姆和斯蒂芬妮•哈维是否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根本就是同一个人?若真如此,那么哈维自信满满地称赞贝林汉姆比莱辛更出色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同时也为她的比较研究论文提供了一个狡猾的转机。虽然最后她将“叙事风格”作为两位作者的主要差别,但在她看来关键问题还是性别差异。虽然莱辛和贝林汉姆描写的都是那种可被称作强奸的“邂逅”,但故事中被侵犯的女性表现得既克制又冷静:“毫无疑问,莱辛似乎并不觉得自己的描写有什么挑逗意味。”然而,“当贝林汉姆描写‘那椒乳轻触和玉腿张驰的欢快回忆’和‘那性感娇俏、圆润细腻的美臀……’时,人们就认为这种近乎窥阴癖的抒情描写是为了使叙述看上去更性感,无论从固执的男性、大男子主义者,甚至女性歧视者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斯蒂芬妮•哈维称,贝林汉姆通过对强奸或勾引(随便叫什么都行)场景的描写,用华丽生动热情洋溢的辞藻将(故事中的)性虐待描写得美轮美奂。(一条脚注将贝林汉姆和纳博科夫进行了比较)这一解读来自一篇性别敏感性评论,所以这篇文章的意思是一个女人可以写情色内容,只是斯蒂芬妮•哈维这个女人总是不加克制地重复那些她认为会引起强烈情欲的段落。她再次回到那段“椒乳轻触和玉腿张驰的欢快回忆”的描写上。“下垂的妃色乳房上那深色的乳头”也有两种表现形式。这仅仅是解构主义者的范本呢,还是语言与信息相矛盾的平淡无奇的实例呢?又或是作者有某些自相矛盾的笑料?
除了无迹可寻的路德维克•帕拉外,斯蒂芬妮•哈维在《关键调查》上的那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另外两名学者,他们正在写的著作也在参考文献之列。斯蒂芬妮在开篇注脚中提到了A•D•哈维的《一起生活但风格迥异—理查德•奥尔丁顿和H•D•》和格雷厄姆•黑得利的《论<简爱><呼啸山庄>和<艾格妮斯•格雷>中的为地位而结婚》,承认了这两篇文章的关联性。我无法找到这两篇文章,但两篇文章的作者至少有一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后面会谈到格雷厄姆•黑得利,至于A.D.哈维,他早在35年前就开始发表文章了。
A.D.哈维生于1947年,在英国科尔切斯特长大,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并获得学士学位,而后又在剑桥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写了近十本关于英国历史、文学和文化的著作,也研究军事技术史:发表在《空军实力史》(Air Power History)和《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特刊》(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Journal)上的文章是其年代最近的作品(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是惠灵顿公爵成立的军事智库机构)。这位在学术期刊和大众期刊上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包括上文提到的那篇)的学者常年给《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泰晤士报教育增刊》和《伦敦书评》写信。他经常给《泰晤士文学增刊》NB(NewsBusters)专栏提供素材,专栏作家“J. C.”称他为“我们档案室的常客”。 除了长期给《当代历史》(History Today)投稿外,哈维还发表过一部科幻小说《彩虹勇士》(2000)和一卷由根西岛一家小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十四行诗》(2006)。他曾是罗杰•斯科拉顿主编的杂志《索尔兹伯里评论》的撰稿人(该杂志的座右铭是:“太正确了!”)。2000年,斯科拉顿将哈维作为新任编辑介绍给读者,但2002年,他的名字突然从刊头消失了,且再未发表任何文章。
对哈维的研究成果,那些评论严肃纪实文学的英国周刊一般都欣然采纳,而学术类期刊的态度则褒贬参半。一方面,他博闻广识,坚毅不屈,写作风格兼收并蓄而不乏严肃深邃,言语生动,广受好评;但另一方面,他常因理论功底欠缺和阐述问题不够敏锐而受到批评。他的作品被评价为“涵盖范围广,描写手法大胆,细节描绘精致”,.但同时也很“怪异”、“恼人”、“巨细靡遗,有时读来令人疲惫不堪”且不易“消化”。他特别喜欢引用一些冗长但通常十分有趣的内容,经常把章节罗列出来,使一篇论著成为“不折不扣的原始材料库”,对此,一些同行并不赞赏。哈维的跨专业研究经常导致他失败:“问题是哈维涉猎的学科范围太广,有可能导致文章不连贯……作为一名比较文学研究者、经济史学家、文学社会学家和睿智的历史学家,他的观点太杂,缺乏统一性,因而最终无法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他的专著《英国乔治王朝时期的性》(1994)受到了明显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批评,但最刻薄的评论来自一位女性书评人,她对本书关于女性裸体画的写实性所下的结论提出质疑,认为哈维对现实生活中女人乳晕的大小可能不够了解。
尽管哈维曾在意大利萨勒诺和留尼汪圣但尼等地做过临时工作,却从未在一所英国大学持续任职。用他自己的话说,自获得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以来,他向英国的大学申请过大约700个职位,但仅获得8次面试机会。(在英国学术界求职屡次受挫的经历或许使他坚定了自己对多数英国大学任用晋升机制的批判态度)。在去年发表在《评论季刊》上《我的历史与收藏》一文中,他伤感地描述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与职业。在以迷人的笔调叙述了自己的收藏经历后(他收藏过“塑料购物袋”……宗教短文集和左翼宣传册,拍过不少照片,包括“伦敦街牌上各式各样的图案、教区边界的路标、十九世纪的煤孔盖、刻有当局首字母的排水检查舱口……直接画在砖墙上的商业广告和公墓的奇特墓碑等”),哈维转而对自己更加传统的学术活动的命运进行了思考。他介绍了自己发表的作品和未能得到的工作(简直称得上是一份履历),把自己描述为不重视真才实学的大学机制的受害者。文章语调越往后越悲伤,结尾更是带上了一抹无奈与怨恨的色彩。
我们究竟是被外部环境所塑造还是从根本上塑造了外部环境?对这个问题人们一直很难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不管怎样,我已经六十五岁了,已然停滞不前,再无长进。我的书只偶尔在亚马逊网低价出售,要不就是搁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无人问津,然而我想其中很多本,以及大多数刊登了我最好研究成果的月刊、双月刊和季刊,都在很久以前就被扔掉了。我的收藏品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然而到那时,我拍摄的大部分旧广告、张贴这些广告的建筑物以及墓碑都会在几十年后烟消云散。没有这些,地球照样运转,而我发现并复印的文献会一个接一个地重新被发现、被忽视,或用来开展一项“伟大”的事业,好让那些趋炎附势的院系文人和副校长从学术基金中捞取更多油水。
哈维曾多次怒指一些院校的不正之风,特别是左倾的英国国家学术院,且几乎不放过任何一次抨击F. R.利维斯的机会,因为作为英国文学学术机构的代表,利维斯满腹牢骚、愤愤不平而且十分排外,这种不健康的风气弥漫着整个英国文学界:“随着利维斯的去世,他的许多文学评论学说的具体内容已被人们遗忘,但那种尖酸刻薄自信满满的腔调依然存在。”然而,对我们现在的研究目的来说,更有趣的是哈维对历史学会的学术研究机构抱有的异常敌意。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和《索尔兹伯里评论》上,他特别提到《历史》这本杂志,说它排斥独立学者,并“留有一份黑名单,上黑名单的学者投稿一律拒绝”。我担任主编时,黑名单上只有两个名字:A. D.哈维和特雷弗·麦戈文。
1988年,W. A. 斯佩克(时任利兹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17世纪末到18世纪英国史的权威专家)担任《历史》杂志的主编。那年年末,斯佩克做出了一个非凡之举——向杂志订阅者寄去了一篇史密斯大学霍华德·奈那教授撰写的补充文章(文章印在胶纸上),告知订阅者将这篇文章贴在杂志6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上面。那篇文章题目为《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英国保守思想》,作者是特雷弗·麦戈文。 “文章严重剽窃A. D. 哈维的作品,作者应该是哈维才对”。斯佩克为自己不够警惕向读者道歉,并感谢奈那教授同意自己的文章以这种非正式的形式出版。(在数字时代,这种独特的宣传方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奈那的作品在威利数字图书馆历史学馆没有一席之地,麦戈文的作品却能在那里找到。有些图书馆,如斯沃斯莫尔学院图书馆,从来不用胶纸印刷;还有些图书馆,如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和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则采纳了《历史》杂志的建议,不再向任何对杂志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麦戈文的作品。)在随后一期杂志上,斯佩克向读者发出声明,以后所有作者都必须将部分“投稿人信息”公开。《历史》杂志曾考虑过只接受隶属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学者的投稿,“但这项措施将很难实行,因为很多年轻的历史学者很难在此类机构获得职位,而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确确实实能增加他们在高校供职的机会。”“无论麦戈文是谁,他本人以及所有试图揭秘他身份的尝试都只会引起更大的疑惑——他很可能是个恰好需要通过发表文章来获得这种机会的研究生。”
去年春天和斯佩克联系时我了解到,他的猜疑的实质以及处境之难堪一直未向读者公开。当上主编不久,他拒绝了A. D. 哈维的一份投稿,而之前《历史》杂志发表过哈维的文章。当接到麦戈文的投稿时,他把文章交给一位读者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是积极的,于是斯佩克写信告知麦戈文投稿将在下期发表,但信件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斯佩克猜想麦戈文可能是个一直埋头做研究的研究生,于是不管那封退信,照常在杂志上发表了那篇文章。之后不久,他接到美国一位同事的来信,告诉他那篇文章几乎一字不差地照抄了哈维的《十九世纪初的英国》一文。随后,斯佩克去伦敦找到了麦戈文的寄稿地址,而那里并没有一个叫特雷弗·麦戈文的人,但斯佩克了解到前不久这里住着一个叫A. D. 哈维的人。斯佩克主动提出辞去主编一职,并支付奈那文章的印刷费和邮费,但被驳回。
麦戈文事件并未彻底结束。斯佩克发表过一篇社论,表示希望《历史》这本杂志向独立学者敞开大门。之后不久,他收到一个叫安德里亚·琼斯的人的来搞,她说自己是一名研究生,杂志愿意发表不知名作家的文章使她备受鼓舞,因而投稿。这篇稿子的某些内容引起了斯佩克的怀疑,他将其与哈维已出版的作品反复核对,发现有二十页是抄袭的。斯佩克给哈维写信,问他是否愿意担任近期投稿的外聘评估员。哈维同意了,并收到了琼斯的文章。结果,据斯佩克回忆,他收到了骂得最厉害的一封信,写信人控诉这本学术期刊,特别是斯佩克,称他拒绝独立学者的投稿。当哈维向《历史》提交另一篇稿子时,考虑到他知道历史学会已决定对麦戈文事件不予追究,斯佩克回复说,只要哈维明确否认自己是特雷弗·麦戈文并使斯佩克信服,他就将重新考虑发表哈维的作品。而哈维自此再不投稿。
然而,A. D. 哈维和特雷弗·麦戈文之间的联系并没有结束。了解到他们在《历史》杂志上的关联后,我把二人的名字放在一起用谷歌搜索了一下,发现了一些古怪。2006年,一家名叫“书街”(Bookstreet)的网上色情作品出版商(与奥林匹亚出版社有联系)上传了几位作家的新作,其中就包括A. D. 哈维和特雷弗·麦戈文的。麦戈文的帖子——“六年级的情人”,是一个“未编辑的文段”,讲述了一位教授法语的男教师寻求性虐服务却落入自己一个女学生手中的故事。这个出自哈维之手的帖子被认为选自《短文集》,这是一本“短文小书”,包含诗歌和散文,和哈维已经出版的十四行诗集在内容上有一些雷同,而稍长一点的散文部分《七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性爱》则以一位学者对一位批评家极为奇特的回应做开头,这种开头很常见:“波莉·莫里斯曾评论我发表在《性欲史期刊》中的一部作品,指责我认为女人的乳头‘通常是棕黑色的’。而我25年前就发现杰基·M——一个把头发染成栗色的金发女郎——的乳头完全是粉色的,在剑桥希斯顿路40号我的寒冷卧室里还会呈现出一抹米黄色。”事实上,读者看到的是一本性回忆录,同时也是一位学者的研究笔记合集,该学者于十三年前在《伦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7页长的文章,名为《艺术作品中的乳头》。
《七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性爱》中出现不少乳房一点也不奇怪,而确定文中每一个乳房的来源就如同纳博科夫试图找到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所有“小脚“的拥有者一样困难。然而,其中一组描写却极为反常地显眼:“尽管作为英国人,她有着凯尔特人的典型特征:深色的头发、蓝宝石般的眼睛、牛奶般白皙的肌肤,与之相应地,还有粉红色的乳晕,但不像杰基以及大多数人的乳头那样,抚摸时她的乳尖并不显现。她说让它们完全挺立的唯一方法就是先用唾液把它们弄湿,然后用四五分钟时间轻轻吹拂。”
这些乳房有着共同的雏形:它们直接复制了利奥·贝林汉姆的作品《牛津:一部小说》中的描述:“她乳头凹陷,仿佛要缩回胸膛……‘你的乳头立不起来,’他说,‘它们经常那样,唯一的方法是用唾液稍微弄湿,并轻轻吹拂,然后它们就站起来啦。’”
在《七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性爱》中还有几段文字也几乎逐字抄袭了《牛津》的原文,比如性伴侣在做爱时喊道“我喜欢你!”,女人对气喘吁吁干得正欢的男主人公说的两句话也几乎完全相同:《牛津》一书中说的是“我不习惯随便随随便便跟人脱衣上床”;《七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性爱》中说的是“我不习惯随随便便跟人坦诚相对”。还有些句子是从另一本小说《思涌》(迈克尔·林赛1981年出版)中抄过来的。林赛这本书在瑞典是地下出版物,可读性不强,序言是一个名叫S.R.H.的人写的,他在文中写道,林赛在小说完成后不久“死于爱沙尼亚人民军攻打位于普斯科夫湖畔的核电站时爆发的枪战。”《思涌》《牛津:一部小说》及A. D.哈维的文集《英国文学与英法战争》均由伦敦诺德·琼森图书公司于1981年出版。事实上据我所知,诺德·琼森公司出版过的书也仅限于此。(A. D.哈维的教名是阿诺德)。《七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性爱》并不是太色情,它由若干亲密场景组成,即使在一些性交场景中,性欲也不能带来任何心理满足感,最后一幕用别出心裁的方式暗示了这一点。哈维必定对他的母校和常规教育机构嗤之以鼻,但他也可能留下了关于这个把狄更斯“引见”给陀思妥洛夫斯基的女人的线索:
“一个美国女孩儿说:‘如果你不想要,就别做了!’。我跪在她身旁,努力把一个反卷的安全套往半软的阴茎上套——在三一学院的院士花园里,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高塔下的阴影中(1868年就在这座花园里,乔治·爱略特与弗雷德里克•迈尔斯谈论了三个常被人用来鼓舞人心的词:‘上帝,永生,责任’)都有我们爱的足迹——我在她伸展的两腿间,疯狂地做着‘俯卧撑’。几分钟后,我射了,套子里装着我可怜的1/4毫升精液。她说“它颓了。’很快我们就分手了,她说她喜欢多了解我。她来自康涅狄格州,是个有着北欧人长相的金发女郎,爱穿蓝色衣服,被派到欧洲短期出差。我是她指定的英国性伴侣:在那段时期遇到的女孩中,她是我后来最常想起的一个,但这只是因为有一两次我用了她的名字作笔名。”
我们能找到这个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女人吗?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人用她的名字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也许这个曾和作者约会的女人婚前姓是以R开头的(就像《思涌》一书前言的作者署名“S.R.H”)。但谁能告诉我这个“献给”哈维的俏皮结束语——“她可能拥有最粉嫩的乳头,那种北欧人特有的淡粉色,吻起来有氧化锌软膏的味道”——怎么解释?
哈维的《七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性爱》及贝灵翰姆的《牛津:一部小说》部分内容重合似乎表明:要么哈维公然抄袭了 贝灵翰姆的色情回忆录,要么这两个人根本就是同一个人。考虑到两人之间的其他联系,这两人是同一人可能性变得更大了。《七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性爱》不仅和《牛津》行文风格相似,而且后者也可以解读为哈维大学时代的回忆录。主人公威廉·霍特曼来自科尔切斯特,并且和哈维出生于同一年。哈维还写过一本书《社会变化中的英文诗》1780-1825 (1980),此书中有个叫托马斯·沃顿的人物,贝灵翰姆对他好像很是了解)。此外,斯蒂芬妮·哈维从贝灵翰姆的《大开杀戒》中引用的语句跟哈维用他自己名字出版的小说《彩虹战士》有些段落吻合(还有, 贝灵翰姆的故事和这本书——该书被《卫报》评论为“神奇刺激的生理布道”——都有一段相同的性描写:“她隆起的乳房中央的甜心”,情人“像12岁的锡克教徒那样”绑着头发)。通过约翰·雪伦伯格,哈维和 贝灵翰姆还有进一步联系,雪伦伯格自认为是剑桥学者,他关于学院小说的文章让我首次注意到利奥·贝灵翰姆这个名字。雪伦伯格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写了几篇几乎完全相同的文章(发表于《评论季刊》《剑桥季刊》《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和《新大学季刊》),主题只有一个,把《牛津:一部小说》勇敢地吹捧成了学院小说史上的典范。在附注里,雪伦伯格频繁引用A·D·哈维的文章,他的参考文献里还分别提及泰瑞·伊格尔顿,雷蒙德·威廉姆斯及吕西安·戈德曼,仿佛摆明了说哈维与这些大腕儿水平相当。他和哈维一样对F·R·利威斯怀有敌意,且似乎读过哈维截止到80年代初的大部分著作。1982年,雪伦伯格写过一封信给《历史研讨》期刊表面上看这封信主要指出回忆录对于理解爱国主义之于亲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的意义极为重要。以此为要点并不太令人惊讶,但仔细看会发现它揭示了一个同样重要而隐秘的议题。
这种题材写得最好的,是A·D·哈维的《英国文学与法兰西伟大战争》,也许这本书问世得太晚,否则休·康宁汉写文章时可以借用。而哈维早期的作品《19世纪早期的不列颠》(1978)中有一个章节是关于18世纪90年代右翼宣传的,写的棒极了,康宁汉没有理由忽视它。
雪伦伯格对哈维高度痴迷,在一篇题为《文学与社会:雷蒙德·威廉姆斯之后》的文章里体现得更明显,这篇文章刊登在1984年的《新大学季刊》上。副标题对应文章的后2/3部分,其中指出哈维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上投机取巧,有“戈德曼、威廉姆斯和伊尔顿三人的本质弱点”。“哈维主要从社会背景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他从1976年就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可能构成了文学分析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奇怪的是,其他从事文化分析的学者们都忽略了这一点。” 雪伦伯格把这种忽视归绺于对哈维作品关注不足。但他拒绝接受“哈维理论描述不够详细并不意味着可以全盘忽视”,他解释:“事实上,(哈维的著作)一次也没提到霸权主义的概念,但他仍然是研究19世纪早期上层阶级政治的先行者,解析了霸权制度瓦解与重生的进程。”
契诃夫写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父亲因儿子造假币而开始担心自己经手的钱币都是假的。
《新大学季刊》认为,《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及一本叫作《基金》的期刊中上的一些文章为雪伦伯格所作。《基金》是一本科幻杂志,雪伦伯格在上面发了一篇文章,热情赞扬《思涌》,声称尽管它古怪奇特,但林赛的这部小说代表了“科幻小说复兴的重要一章,就像奥威尔的《1984》或者J·G·巴拉德的《撞车》等‘主流’科幻小说一样重要。哈维本人也在以各种间接方式使《思涌》的作者更多地进入公众视线。1982年哈维发表在《伦敦书评》上的一封信,表面上在说经典文学,但也许他本意是:“可以说,由于我们认为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时间才能知道当代作品是否有‘长远价值’,因而我们也不能肯定这种通过贬低莱恩•戴顿或迈克尔•林赛来抬高威廉·戈尔丁或艾丽丝·默多克的学究式的阴谋到底有何坏处。(5年后哈维再次向《伦敦书评》投稿,这次跟记者评论上世纪60年代《牛津》的激进主义有关,哈文呼吁社会关注《牛津:一部小说》,因为所有评论都是被利奥·贝林翰姆的这本《牛津:一部小说》引发的,小说中有一个章节对左派大学生的描写特别残酷”。)
契诃夫写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父亲因儿子造假币而开始担心自己经手的钱币都是假的。同理,当研究者们试图了解这些学者、作家们相互支持的关系网时可能会有相似的感觉。当一个作家被证明就是另一个作家时,任何对利奥·贝林汉姆、迈克尔·林赛或A. D. 哈维做出过积极评价的人都令人怀疑,必须进行彻查,寻找更为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些人的存在。人们可能会认为,假书评的作者往往明显持有不公正的见解,因而可以分辨出来,然而,这些李逵加李鬼式的学术大杂烩中有些例子做得绝对巧妙。我们来看看格雷厄姆•黑得利这个人。他是我发现的第三位学者,据说他正在写一篇书评,叫《论<简爱><呼啸山庄>和<艾格妮斯•格雷>:为地位而结婚》,此人是斯蒂芬妮•哈维在他评论贝林汉姆和莱辛的文章中提到的。起初,我以为这个名字可能是格雷厄姆•黑得利的误印,后者发表过很多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文学评论,还编辑过《简·爱》和《维莱特》的研究指南。但后来我发现,确实 “另有”一个格雷厄姆•黑得利。他于1989年在《语文学季刊史》(History in Philological Quarterly)上发表过一篇对A. D. 哈维的评论,当时他登记的住址是科尔切斯特。与其他这类评论的风格相比,这种自报家门的做法倒更有几分像作者的个人简介(“应该指出,尽管哈维此前曾在剑桥做过兼职教员,但他从没在自己本国获得过大学教职,这种境遇算是为他常常采取那类挑衅作风提供了一点借口)。这位黑得利在指出哈维的一些错误之后,充分表达了他对这位作者迷人的技巧和博学的仰慕。哈维的书创意独特,勇于探索,“不时涌现诙谐幽默的佳句,书中对马修·阿诺德和雷蒙·威廉斯的评价也很及时,尽管他对F. R. 李维斯的评论可能感觉相当乏味。”黑得利对哈维资料的来源也有胜人一筹的了解,表现出惊人的见多识广,但对哈维的短板,他的评价却总因对作者的钟爱而过于宽容。在这篇评论中,黑得利对哈维在风格和素材上的缺陷洞若观火,其他学者后来也指出了相同的错误。但只有黑得利将庄严恢宏归于这位他似乎并不喜欢的作家。文章结尾有一段非同寻常的评论:
“[哈维]提出的问题为数众多且非常重要。他在所有问题上刺激了人们的想法,对大部分问题的看法都能给人以启发。不过到结尾,读者就像看完一场精彩的焰火表演,意犹未尽,内心充满失望甚至愤怒。或许可以把哈维同另一位难以融入剑桥氛围的学者乔治•斯坦纳教授进行比较。哈维的论点更机智也更简洁,他的参考资料范围广,或许在智力上也更为敏锐。然而,与斯坦纳一样,他描写的人物和事件始终有一种奇特的不真实感,就好像他们都是作者本人的性格与癖好的朦胧投影。”
最后一句话有一种纳博科夫式的风格,让人想起《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或《微暗的火》(Pale Fire)的结尾:大胆地将话题转到评论本身,并反作用于评论及其作者。
格雷厄姆•黑得利和哈维之间的“恩怨”并没有结束,或许应该反过来说。两年后,《欧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发表了黑得利的另一篇文章,这是我能找到的他仅有的另外两篇文章之一:该文是对哈维《历史文学》(Literature into History)的第二篇评论。这篇文章长得多,是一篇成熟丰满的文章,标题是《十九世纪早期的史诗:哈维作品主题评论》,文中黑得利对哈维书中曾引起他注意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抨击。除了质疑哈维的分类方法外,黑得利还指责哈维忽视了大量值得奉为史诗的作品。(他一度承认,其他人已经开始补充哈维总结的列表,并以约翰•舍伦贝格1983年发表在《说明与询问》(Notes and Queries)杂志上的一篇短文为例,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提供更多证据支持哈维在《文献学季刊》上发表的一篇“开创性的文章”,黑得利自称已经读过这篇文章。)黑得利在这篇评论的结尾对哈维的大部分结论嗤之以鼻:“毫无疑问,他开创了一个奇妙而有趣的探索领域,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收集论据和得出结论的方式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不可效尤的反面例子,做学问应该充分准备资料。”
以黑得利对各种直接和间接资料的大量掌握来看,他应该著述颇丰才对,但他的全部作品就只有这两篇对哈维作品的评论和一篇在美因茨古藤堡大学苏格兰研究中心的简报上发表的两页长的文章(也以A. D. 哈维作品的引文开头),除此之外他始终无声无息,这可真够古怪的。鉴于他对哈维的猛烈抨击,两人的大名如此和谐地并肩出现在斯蒂芬妮•哈维的鸣谢说明里真是异乎寻常。如果格雷厄姆•黑得利是哈维的替身之一,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学者非难自己作品的惊人案例。我们可以假定,他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他的书补充新发现,因为这本书不太可能出第二版,但更有可能是为了吸引眼球。毕竟,“哈维主题”这种提法听上去也太冠冕堂皇,即便这个主题并不明确,即便书评作者对哈维的研究方法不屑一顾。把“哈维主题”放在一篇学术文章的标题中有点类似把利奥·贝林汉姆与多丽丝·莱辛相提并论。
即便对享有大学终身教职的人来说,学术钻研也可能带来孤独的生活。
宽容点讲,我们可以把评论自己的作品看作是一种深谙内情的评价,其所针对的是作者与评论者之间那种内幕交易。如果你能为自己写书评,为什么还要恳求别人写?这当中可能含有某种辛酸的意味。即便对享有大学终身教职的人来说,学术钻研都可能造就孤独的生活。一个人花几年时间完成一部专题著作,还要再等上几年期待有人写评论。而独立学者既没有经常联系的朋友也没有常交往的同事,他们的生活只会更孤独。批评自己的书可以视作一个人对时常无法忍受的孤独做出的合理反应。建立一个学者社团,让大家彼此分析,拾遗补缺,甚至偶尔无情地互相批评对方的作品,这该多么安慰人心啊!我已经查出了A. D. 哈维、斯蒂芬妮•哈维、格雷厄姆•黑得利、特雷弗·麦戈文、约翰•舍伦贝格、利奥·贝林汉姆、迈克尔·林赛和路德维克•帕拉之间的联系,但他们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朋友圈的成员。我们可以把这类关系视作野心的产物:这个团体里各类成员之间互写书评,为其他成员的作品吸引眼球,如果证实幕后存在不止一个真实的人,不妨将这种互动模式称为共生关系。另有些时候,哈维似乎又充当起一名纪律检查员,对那些随意盗取别人劳动成果的人示以惩罚。这是苦学多年的秀才为那些懒于学术却收入更高的同事设下的圈套。在哈维的《历史文学》一文中,他把傅科加入他质疑的文学学者之列,因为此人从几位历史学家的作品里剽窃了“有用的事实”。这位哲学家对法兰克福学派还做过这样的评价:“他们很少研究历史,他们只是引用别人的研究结果,照搬已经写好和评价过的历史......以此作为解释其哲学的“背景”......他们消费别人已经编造的历史”。这一声明既凸显了文学学者以何种方式利用历史学家的研究,也指出书写历史本身涉及一定程度的创作和编造。但你能清晰地看到,哈维的反应不太像学者版的诗性正义,更多倒像是个好斗的历史学家在埋藏一枚即兴发明的炸弹。还有些时候,哈维似乎充当起了纪律检查员的角色。
他对编辑的态度也是如此。在《历史文学》中有一个章节叫“二流之作”,其中表达的观点有些自相矛盾。哈维辩论说,对二流文学应该仔细研究,因为这类作品能为我们提供有关其读者的很多信息,告诉我们它们对哪些人有意义。他还论称,当历史的偏见消失时,二流文学可能最终证明是一流文学。 他引用了亨利·詹姆斯的一段话:“存在对艺术的仇恨,存在对文学的仇恨——我指的是真正的文学和艺术。哦,那些伪劣作品——那类东西他们反而会大把大把地接受”,他两次提到多丽丝·莱辛的作品,视其为名不副实,是艺术失败的典型。“在我们的时代,许多应当负责任的评论组织都参与欺骗,经常成为犯罪的帮凶,伪劣作品已经愈发精致和复杂,大有荣升为某种高雅艺术之势。”哈维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证明这一论断——通过自己的欺诈行为以及极力使自己的小说出名的方式。
就在斯蒂芬妮·哈维发表她的第一部评论作品前,A.D.哈维与金-迈克尔·雷考特(法国留尼汪大学研究十八世纪教学的专家,尚健在)合写了一篇关于《西格尔·戈登迪欧·迪·卢卡历险记》(作者:西蒙·贝林顿)的文章。
贝林顿是一位天主教诗人和神父,也是这部小说的作者,写过一篇讽刺乌托邦的游记《为了娱乐,痛风发作》。他虚构了一个意大利人作为小说作者,并谎称原作为翻译作品。据哈维和雷考特描述,小说由一系列叙事组成:“小说中至少有六个人的叙述,或连续或交替。每一段叙述都是为了使连续的叙事显得真实可信、有权威性。”两人猜测,可能就连第一篇称小说作者为贝林顿的文章以及关于痛风的评论也出自贝林顿本人之手。两篇文章结尾怪异,并且,用哈维的话说,有自我反省的意味。
“人们想了解更多贝林顿的个人情况。人们怀疑,略显忧郁的生活就像非法教会的牧师,不能总得到上级的认可,不像较为优秀的作家那样有足够的市场;就像恶作剧式的幽默,这种幽默或许源自自我克制和隐藏的习惯:虽然没有足够专业的理由承认自己一生中最为成功的文学作品,但他至少让人们知道,自己唯一一部畅销书最后也是最大的商业版不仅会转移著作权……还将彻底歪曲作品的出版史。然而,所有那些叙述……或许命运本身也希望提出更多观点。”
这很好,但哈维的神秘令人不快。用假名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不仅会严重影响独立学者的工作能力,还会使编辑们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们可能花费了更多精力审校斯蒂芬妮·哈维和特雷弗·麦戈文的文章(这是最好的情况),然而对这些文章,他们真诚地接受了,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自己的刊物尽可能具有包容性。如果说文章内容是虚构的,那么最糟糕的无疑是对信任的亵渎,而信任仍然是人文学科的构成要素。我认为,在亚马逊网发布带有偏向性的匿名评论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类似评论或欺骗性的文章有根本上的区别(亚马逊网没有所谓适当的评价标准或不偏不倚的评判理念,而学术期刊仍然是人文主义思想发展与传播的圣地)。前者是一种廉价的虚拟涂鸦式行为,而后者或许最接近于世俗学者玷污学术的行为。
如果说文章内容是虚构的,那么最糟糕的无疑是对信任的亵渎,而信任仍然是人文学科的构成要素。
A.D.哈维的朋友们阅读的大多数期刊内容广泛,受众范围广,类型多样。一旦涉及某一领域的研究或以单个作者为中心的期刊,风险就更大。我们不知道“斯蒂芬妮·哈维”还向哪些出版社投过稿并被拒绝;考虑到文章主题,这位狄更斯研究者的观点实在牵强。令人欣慰的是,这种骗人的把戏在网络时代已经没那么容易得逞了,如今人们可以更方便地审核意大利或哈萨克斯坦文集,通过网络组织一群得力的虚拟同僚,但在这里,网络是否也成了骗子的帮凶呢?
人们会好奇为何斯蒂芬妮与A.D.同姓,为何A.D.用本名发表色情小说以致人们立刻将其与利奥·贝林汉姆、特雷弗·麦戈文和迈克尔·林赛联系起来。和贝林顿一样,哈维或许也“没有足够专业的理由承认自己一生中最为成功的文学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狄更斯的会面是“被强迫的”,然而整个过程中前者的出现最容易在其欲望相冲突(隐藏的欲望与曝光的欲望)的戏剧作品中找到。(毫无疑问,哈维、贝林顿和麦戈文的小说均弥漫着一种受虐狂的基调,那是一种挫败的沮丧感,即使伴随着积极进取)。去年,沃里克郡的Brewin Books出版社出版了《牛津:一部小说》的新版,但看上去就像第一版,而且作者署名是A.D.哈维。利奥·贝林汉姆这个名字从此销声匿迹了,而小说简介称《彩虹勇士》是哈维的“上一部小说”。情节是一样的,文风却更为华丽——乳头在这里被描述为“外翻的”,英雄的妻子则继续坚信《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是“无可指摘的”。但几个月前,当我通过中间人联系A.D.哈维询问他关于陀狄会面的事时,他叫我参阅一篇有关二战时期德国空军和空战的文章,说这篇文章是他近期作品的绝佳例证。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将斯蒂芬妮·哈维与利奥·贝林汉姆等人作品间大量雷同的内容整理出来寄给他,他回复说:“亲爱的奈曼,你说巧不巧,我当时正在写一篇关于苏联日常生活的小说,而苏联恰巧在那时结体了。并不是说我能看懂或会说俄语,我其实只懂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我很想了解您文章中提到的那些重要的雷同内容,也希望您提到了我的所有学术著作(共八部)以及在美国期刊发表的投稿。”
发现这本册子后,我终止了调查……再也看不到“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英国图书馆有一本书,比册子略小一点,名叫《牛津符号与叙述:那部小说》(Symbol and Narrative in Oxford: the Novel),共七页,书的封面画着两个人在一棵高大的树下信步闲谈(和Brewin再版的那本小说封面几乎一模一样)。画面背景是学院的尖塔和拉德克里夫图书馆的穹顶。这本书没有国际标准图书号(ISBN),而且是用订书钉钉起来的,也没有作者署名,只在底部有个潦草的签名“诺尔德·琼森”,看上去似乎是封面图案的一部分。这本册子是用来证明小说中所有那些乍一看是瑕疵的东西其实微妙地体现了小说的伟大。“文中经常出现的拙劣描写是有意为之,显然是在暗示一个20岁大学生的笨拙和犹疑”;“将《牛津:一部小说》草稿中的几段文字与出版版本对比后,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很多时候贝林汉姆所做的改动往往使文章更不流畅、更不干脆。”伦敦图书馆的记录显示,这本书并非捐赠的,而是花50英镑从A.D.哈维手里购买的。
发现这本册子后,我终止了调查。我加入了捍卫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人或许也会管他叫“我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荣誉的阵营,这种努力有那么点浪漫色彩,但我们再也看不到“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了。当我将这起多重骗局的证据交给《狄更斯研究》的编辑并告诉他A.D.哈维的地址时,他证实了《狄更斯笔下的反面人物:告解与暗示》这篇文章用的是同一种伎俩。鉴于他对作者的了解,那篇文章许多地方读起来与众不同,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狄更斯的回应现在特别引人注意。
他告诉我,他的内心有两个人:一个是他应该做的人,一个则相反。他笔下的恶人皆出自后者,而前者促使他努力生活。“只有两个人吗?”我问。”
艾瑞克·奈曼与克里斯蒂娜·齐亚尔一起主编了《早期苏联日常生活:内部革命》(Everyday Life in Early Soviet Russia: Taking the revolution inside)(2006),并于2010年发表小说《倔强的纳博科夫》。
本文协作成员:
负责人:Andeswan
译者:elainehu, 蜡笔小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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