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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时间:2013-07-05 00:09:32  来源:  作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选择了我们自己的道路。在不断学习、借鉴和继承的同时,如何防止因学习而把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解构掉,确实是一门不浅的学问和艺术。

在这方面,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和高手。他把两者巧妙结合,为我国既坚持社会主义、又突破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围堵杀出了一条血路,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这个领域里面,邓小平可以说是挥洒自如,充满大智慧。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来源于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自信。我们不难发现,在他老人家那里,我们绝对找不到“退让”一词。躲闪,画地为牢,把自己封闭起来,让出阵地,与他的性格和勇气是格格不入的。

推动一项伟大的事业,特别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伟大的事业,不埋下头来认真地从自己的传统和别人的经验中汲取营养是不行的。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的最重要原因。我们用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知识和经验,不可能都靠自己原创,大多数须通过学习、借鉴、继承获得。只有如此,才能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学习的内容,无非两大类:一是本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积淀,二是其他国家和民族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一个国家和政党,如果对这些成果都一概否定、拒之门外,不可能有任何前途。

但是,怎样吸收和借鉴,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党,在否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理论的背景下选择了我们自己的道路,在学习、借鉴和继承的同时,如何防止因学习而把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解构掉,确实是一门不浅的学问和艺术。这正是我们提出“批判地吸收借鉴”这个观点的深刻含义之所在。

在这方面,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和高手。他把两者巧妙结合,为我国既坚持社会主义、又突破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围堵杀出了一条血路,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这个领域里面,邓小平可以说是挥洒自如,充满大智慧。

粗略地概括他的智慧:

一可曰“夺旗帜”。长期“左”的影响,使我们在许多领域里面动辄问“姓社姓资”,把不少原本属于全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东西看作资本主义特有的,结果是,这些东西没有销声匿迹,照样发挥着影响,而我们自己则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失去了话语权。因此,夺回这些旗帜,为我所用,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特别重要的一招。邓小平抓住思想解放这个关键,一个“猫论”,一句“摸着石头过河”,一招“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来”,把大量过去失去的话语权统统收入囊中,一下子扭转了局面。在回答西方记者“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的提问时,他不但给予了肯定回答,而且突出强调,“一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体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眼光和境界。

二可曰“涂颜色”。有些成果,西方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用。但从历史渊源讲,这些成果确实又是人家发明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人家的色彩。怎么办?邓小平的做法是:加上“社会主义”,就可以为我所用;加上“中国特色”,就把特殊性和一般性结合起来了。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比我们搞得早。现在,我们也搞民主,西方人难免会用自己的民主观对我们指指点点。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没有选择放弃民主,而是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在高举民主旗帜的同时,也拒绝了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同样,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既回击了僵化保守力量对改革开放路线的质疑,又断了西方别有用心的势力催促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念想。

三可曰“算明账”。对于好的东西,该承认就承认下来,不含糊,不藏着掖着、吞吞吐吐,但心中有数,不被人牵着鼻子走。在这方面,邓小平对普选的态度是最典型的。一说民主,西方人就拿出普选来作为衡量标准。对于这样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概念,邓小平首先予以认可。但是,认可了,并不等于我们就得照搬。邓小平自有解读:50年以后,我们可以实行普选,但现在的条件不成熟——三言两语,把底线交代得一清二楚。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邓小平则体现了另一种成竹在胸:既然香港在现有制度下保持繁荣,回归后可以继续实行它的那一套。香港无需因为回归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内地更无需因为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便要改掉自己。一国两制,各得其所。在当时普遍存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水火不容的观念的背景下,邓小平言简意赅地把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


四可曰“不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只能靠摸索前进。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毫不含糊:大胆试,大胆闯,对与错,是与非,在探索中才能见分晓,错了改过来就是。不能因为错误难免,就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对有些一时无法说清楚的问题,可以先搁置起来,不搞无谓的意识形态论争。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讲到“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一发明的钟爱。在他看来,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只能使得问题复杂化,而且白白耗费了大量时间,丢失机遇。也正基于此,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意识形态论争,邓小平不无惋惜地评价:“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以上概括,极为简略。邓小平在这方面的政治智慧绝不仅这几招。不管哪一招,之所以能收放自如,根本还在于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自信。正因为此,我们不难发现,千招万招,在他老人家那里,我们绝对找不到“退让”这一招。躲闪,画地为牢,把自己封闭起来,让出阵地,与他老人家的性格和勇气是格格不入的。

今天,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我们和国际社会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更加紧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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